北宋如此，南宋更加变本加厉，南宋的武将，以认文官干爹为荣。在宋朝，官员之间的鄙视链大概就是：平民科举出身的看不上贵族科举出身的；贵族科举出身的看不上贵族恩荫做官的；贵族恩荫做官的看不上只袭爵啥都不干的；只袭爵啥都不干的看不上做武将的；剩下做武将的就和基层士兵报团取暖了。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盛家老太太的一番话被大家狂赞，在儿女婚姻上，她说太高了不好，太低了也不好，两家最好家境相当，平交。
高攀的，女方在夫家底气不足；低嫁的，日子长了难免心生怨怼。
但是《知否》中，众人眼中所谓的几个高嫁，都是公候之家。第一，齐衡小公爷，父亲是国公，母亲是养在皇后膝下的郡主，家世可谓显赫；第二，梁家嫡六子梁晗，伯爵府，世袭爵位；第三，顾家嫡二子顾廷烨，侯爵府，世袭爵位。尤其是新皇继位，顾廷烨在皇帝登基之路上立下大功，成为当朝炙手可热的新贵。
这些身份，看似都不是一个五品官的小庶女能高攀上的。剧中其他人的意思也是，痴心妄想，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宋朝重文抑武，其实在宋朝成立初期，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主要目的是让文武平衡，相互制衡。以免武将手中有兵权，起了造反的心思。但是这种平衡在一朝一朝中打破了，到宋仁宗时期，文官的地位是你想象不到的高，而武官的地位也是你想象不到的低。
宋仁宗时期，范仲淹、韩琦、苏轼、富弼、王安石等等才俊层出，他们的名气直到现在，一点不比当时差。但是提起宋朝的武将，最出名的还是被秦桧迫害的岳飞，而宋仁宗时期，只有一个狄青有点名气。
当时，在外带兵打仗的都是文官做主帅，文官才有调兵的最终决定权，而武将只能听文官的。有时候这些文官不能决定的，就要将情况快马发到朝堂上，让那个皇帝审批拿主意，群臣讨论，等再把解决方法送回去了，往往已经错过攻打的最好的机会了。
名将狄青，最高也就做到了枢密院副使，因为宋朝的正职只能由文官担任，武将最高只能做到副职。而且狄青驻扎在外，无命令不得回京，就算是十万火急的事情，也不能擅自回京。
那个时候，宋仁宗病重，于是朝臣就直接做主把狄青贬谪了。为什么贬谪？对，狄青也想知道，所以狄青亲自问，得到的答案仅仅是：我们怀疑你要造反了，所以要提前下手。
连直接证据都没有，就可以贬谪一位将军。
康姨妈的母亲一看这个受不了了，我闺女没了，我要讨公道，直接告御状去了。当时皇帝是恭恭敬敬把老妇人请到朝堂上的，而且因为旁边朝臣的添油加醋，直接把顾廷烨下狱，准备流放了。
顾廷烨，从龙之功，侯爵，大将军，因为杀了这么一个女人，竟被下狱流放。而明兰也告御状的时候，在宫外敲了一整天的登闻鼓，也没有人让她面见天子。
虽然后来我们知道了这都是皇帝和顾廷烨联手做的一场戏，但是这是真实反映了宋朝文武官之间的地位情况的。
宋朝不杀文官，但是可以杀武官。虽然宋朝也有文武双全的文官，能指挥的了打仗，但是也只有范仲淹这样的人才，而整个大宋的文人里，有几个是像范仲淹一样。更多的是把武将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一边继续贬低武官，一边继续吹捧文官。
而武官的屈辱不仅如此，在宋朝，每一个基层出生的小士兵，都要在脸上刻字，类似于黥刑。在脸上刻字，这几乎是屈辱了，当个兵还得忍受这种屈辱。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干什么都不能当兵，就算是做个商人做点小买卖都不能当兵，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
在剧中，顾廷烨一回京，很多人争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当盛紘和王大娘子得知顾廷烨要娶他们家女儿时，也是惊讶出表情包。然后王大娘子就兴冲冲向如兰表示这是天大的好事，这门第比墨兰嫁的伯爵府还高。
讲道理，这两家在文官眼里都是差不多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家里带的兵比较多，一个家里带的兵比较少。
再说盛家，盛家祖上是商人，到盛紘的父亲科举出身，还娶了勇毅候独女，再到盛紘，也是科举出身，才敢去王家提亲。
而盛家的二房经商，家里有钱，据原著的描述，盛家二房每年往盛紘这里送钱都是一车一车的送的。他们第一次见到乖巧可爱的明兰，除了每个姐妹都有的礼物，随手就给了一荷包金子。
即便是面对权贵，比如小公爷家和梁家，梁家还不如顾廷烨，世袭的爵位，没有什么实质的官职，手里仅仅有几个兵，巡视京都。而小公爷家，国公，郡主，在剧中配公主都是足够的。事实上这样的家世，越是清贵文官越不会将女儿嫁进去。
什么叫清贵，清，就是觉得自己但凡跟权贵沾上点关系就不干净了；贵，就是越在朝堂上不结党不营私，自己一个人，就越显得贵重。在这种思想下，北宋的文人是不会想要跟权贵沾上一点关系的。
宋朝的确是一个经济高度繁华，文化高度繁华的朝代，这种繁华，就是以打压武将换来的。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治国方法，宋朝牺牲了武将的利益，让人们的视线都转移到经济生产和文化创作上来，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经典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