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靖三十八年起，戚继光于义乌招募3000余，此后50多年先后在义乌招募兵士32次，共计10万余人，成为浙兵的主力。参与了明中后期的数次重大战争，并且修建了山海关老龙头段、北京金山岭段长城。义乌人对于大明王朝，也算鞠躬尽瘁了。打到后面，义乌十室九空，地方官向崇祯上书，义乌实在是无人了，才停止向义乌募兵。戚金的江浙兵和当年戚继光的戚家军关系不大。不过是因为戚金是戚继光侄子的身份，也是因为这个身份，戚金经常直接被历史忽略，这也是一种悲哀。干得好是伯父的功劳，干得不好直接被骂虎父犬子。戚金那支部队，撑死也就是戚三代了，第一代老戚自己带的，二代打壬辰倭乱，回来后在蓟州被明军杀害（至此南兵参战意愿降低），戚金那支，已经稀释的不能再稀释了。
壬辰战争和日本人作战时，浙兵和戚家军可是好手，军纪严明，其中一支回国驻守蓟州因为要银饷被明军自己杀害，（当年戚公也驻守过蓟州，算是老根据地了）悲哀，最后出现戚家军就是在东北了。明史王保传里记载了这件事，就是吴惟忠入朝的那只浙兵，都是戚继光所募，是正牌的戚家军血脉，在石门寨被王保诱骗到校场暴力杀害，还被污蔑造反。戚金当年一直在北方混，后来应该领的是几百真定兵，三千浙兵则是张名世训练带领的，明实录熹宗实录能对的上号。
浑河之战的背景是万历和熊廷弼在萨尔浒以后决心新建一支中央野战军，包括戚家军在内的精锐都是这支筹建军的种子，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戚家军，白杆军注定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军队必须是作为实现朝堂目的的工具而存在和使用的，所以必须要保证朝堂路线高于军事路线的秩序，否则就是军阀，就会尾大不掉乃至国家一盘散沙。晚唐的河朔，明末的辽东，南下的张国焘都是这个逻辑的产物。万历，熊廷弼在完成对辽东军阀的整顿前，就组建中央军的举措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对戚家军来说，他们在战略上太被动了。
辽东军阀不可能坐视他们发展壮大乃至取代其在辽东的地位，这是生存存亡的问题，所以辽东军阀一定会在中央军羽翼未丰的时候，就把他们出卖给努尔哈赤，借刀杀人。这种来自背后的刀子根本就防不胜防，在这种朝堂环境下，新军根本就不可能组建起来。所以中央必须先完成对辽东军阀的整顿，才能占据战略主动权。必须先对辽东军阀确立朝堂路线高于军事路线的秩序，保证中央对其的绝对指挥，该给各级安插人手就安插人手，该安抚人心就安抚人心。中央只有先通过整顿确立朝堂秩序，掌握战略主动权，才能真正将组建新的中央野战军的工作落实。
晚明那个环境，没点性格做不成事情，反例史道邻谁都不想得罪，结果事情越做越差。所以这个时候皇帝的信任就很重要，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是刻薄之人。浑河援军陈策、童仲揆总兵力应该有两万。其中第一批援辽川军吴文杰、周敦吉、周世禄三参将的九千多人。第二批川军石柱、酉阳、彭顺三土司约七千人。浙军张名世部车营三千人和戚家义乌兵无关，戚金身边是他新招募的三百真定兵。
浙兵是否对川军见死不救不敢说，但确实有一个大前提，川军白杆兵和浙兵战前十分不合，战前双方曾经因为口角大打出手，貌似浙兵还因此放火器误伤百姓。也许两军分兵不在一岸就是主将担心因为双方有旧仇配合不好。其实吧，联系之前川浙两军火并斗殴来看，两军关系不是很好，见死不救有点过，但当时可能确实有各自为战之意。川兵估计是死也不让浙兵来救，否则我想不通好几个小时，川兵也占据桥头堡，浙兵怎么就不能过河和川兵并肩战斗呢？明军连个可靠的中央指挥都没有，然而反观后金倒是具备了一系列合格的指战员。
真怀疑明朝女真起事之前就离心离德，或始于嘉靖，或始于土木堡。辽东明军内部早与后金勾结，剿而不灭，养寇骗饷，乘乱做大。来了客军，就通报给女真，让他们当打手，做掉异己。骗到饷就打点胜仗，没钱就丢城，放进关闹一闹逼一逼。不仅军队如此，朝臣王公也是如此，然后明王朝就被撕碎了。上层勾心斗角，监守自盗，蚕食国家，导致各地起事不断。辽东军阀见没了钱袋子便放清入关，借清之手灭南明，灭农民军。使正统旁落，再效仿朱元璋恢复中华。明亡后汉军头仍握有重兵，可惜这帮野蛮人竟然也会学了，可怜了吴三桂卧薪尝胆好些年。
小编认为：明末政府运转或者制度已经丧失一部分功效了，没有人认为打胜仗就能升官发财吧？魏忠贤在的时候打败仗不要紧，克扣下军饷献给魏忠贤们立个生祠还能升官发财呢，那些裹足不前见死不救的军阀们没有几个受到惩处，而熊廷弼这样的被传首九边让多少人心寒？有些人为魏忠贤毛文龙喊冤，一个运转正常的政府根本不会存在魏忠贤毛文龙这样的昏聩的中央和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恰恰是他们在明末太多太多了，中央昏聩赏罚全凭溜须拍马站队，地方军阀各怀心思，关键时候不听主帅调度，这样的明末辽东，诸葛亮重生也无力回天。明朝因为放开言论，让人有"极言"的自由，加之主流舆论重文轻武，非君反战，好奇夸诞风气，反倒扬败讳胜才更常见。如土木堡之败，七十二倭寇横行江南之类，而明武宗亲征与蒙古十万人规模激战的战果却是二位数，都是这种风气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