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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之所以引起部分人民的恐慌，是因为历史上其有过三次大规模爆发，造成死伤无算，但由于现代医学技术发达和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提升，鼠疫致死率和传染速度已得到有效控制，不再是人人闻之色变的瘟疫。

而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流行鼠疫，则始自1856年至1872年，杜文秀（1823─1872年）发动云南回变时，随着军士和难民的脚步一路蔓延至广西、广东、福建，最后透过香港散播至全世界，疫情持续至20世纪。

根据1974年学者的研究，云南一直存在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因此当地始终有鼠疫反复流行，只是由于地理条件和运输技术的限制，使得人口流动不频繁，才使疫情未大幅传播。但自从云南回变爆发后，鼠疫便迅速传开。历史学者李玉尚和曹树基估算，当时云南起码有七成人口都是死于鼠疫而非兵燹。尽管这项数据尚未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但鼠疫在战时与战后流行，确实是地方文献与耆老都记得的恐怖事实，导致"大疫流行，谷贱田荒"的惨状。云南文人杨琼（1846─1917年）在所著《滇中琐记》里还提到，部分当地人以为瘟疫是由杜文秀部将杨荣的阴灵所带来："迤西之病瘟，人多自言见杨骠骑。杨骠骑者，名荣，杜文秀之骁将也，伪称骠骑将军。其为乱时，所至肆杀戮。迤西人民多受其殃，闻声为之胆落。病者言其扎营某处，其处瘟乃盛，或言明日移营某处，某处瘟且及。"

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财政困窘的清朝穷于应付，连在回变时遭摧毁的医所都无力重建。1879年云贵总督刘长佑（1818─1887年）原本设置了官医局治疗民疾，每年经费不过300余两，但到了1899年又遭裁撤，因此能作的，只有向仕绅劝募银两赈济死者家属以及分配自制药方。可以想知，这种消极的政策无法阻止鼠疫失控，而百姓也只能自求多福，探索各种朴素甚至荒唐的疗法躲过这场疫病。

除了前述的杨荣之外，还有部分云南人深信鼠疫是由"痒大老爹"引起，因此又称鼠疫为"痒子病"，并采取让妇女光着屁股抬棺材让痒大老爹羞赧不敢近的方式避病，或是干脆取刀连着皮肤割除痒子（染病的淋巴腺）、再喝一口香油以免毒素攻心。甚至还有群众以为吸鸦片可"以毒攻毒"躲开鼠疫近身，比如1946年福晋江县"中医施永镇出入病家名噪一时, 自恃有烟瘾可以避疫, 终于染肺鼠疫而逝"。至于其他以生熟绿豆相杂喂野鼠解"鼠毒"、膜拜神明、服食穿山甲粉末等奇方怪法，更是族繁不及备载，凸显智识落后与政府失能的可悲。

即使1910年有了以西式疗法止住东北鼠疫的成功经验，但清末民初之际，兵荒马乱、军阀割据，初建的民国也无力提供大规模的医疗条件、推进教育现代化，使大批人民不晓得病理学说，以为鼠疫乃神鬼引来，对西医主张的消毒、隔离、注射疫苗等作法又颇有疑惧，造成防疫难有成效。加上部分地方政府缺乏人力与资源投药，只能采用强硬手段控制鼠疫，划定疫区范围并禁止人员出入，一旦发现有逃离者便即刻射杀。结果此举反而更导致人心惶惶，染病者纷纷隐瞒病情，或是四散逃离，令鼠疫年年不绝。

至于鼠疫在1894年传播至英国殖民下的香港时，尽管英国具有先进的科学与医疗知识，但由于英国忽视香港的民生建设，只想利用转口港的位置榨取资源，使香港居民缺乏足够与清洁的居住空间和饮用水，替鼠疫的爆发创造空间。加上疫情蔓延后，香港总督又以高压态度强拆民房、入屋消毒、以军警带走病患至"海之家"医疗船隔离，以及禁止病患至清朝在九龙的中医院疗养，结果引起香港人强烈反弹，也凸显殖民者的傲慢。

毕竟英国防疫的目的并非真心关切殖民地，而是担忧人民死伤过重将使殖民地没法继续运作、从而损伤日不落帝国的利益，因此才会雷厉风行又不顾民俗地强推疗法，一心只想尽速解决疫情、尽速恢复殖民地的功能。

清朝中叶云南诗人师道南曾有诗歌《鼠死行》描述鼠疫的惨况："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所幸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控制能力大增，得以动员社会防治传染病，以及大规模地建立义务教育和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这才使为患多年的鼠疫慢慢绝迹。由此可见，面对疾病的快速传播，唯有普遍提高民众的健康保健知识，以及大规模地投入资源在医疗与积极防治上，才得以遏制疫情。因此，若有论者一听到内蒙古的三个鼠疫病例，便有如惊弓之鸟，以为将重现清末民初鼠疫大规模横行的情况，恐怕是太过杞人忧天，毕竟当下的中国与百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