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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地瓜
插画师/Tato
大约四百年前,中国迎来了一次剧变的苗头。
那是在1619年,此时的中国是正处在暮年的大明王朝。
这一年,努尔哈赤刚刚在萨尔浒之战中取得胜利,千里辽东土地尽归后金之手,春风得意的努尔哈赤将目光瞄向了更远处的山海关。这一年,那位日后将大明王朝搅得天翻地覆的大顺王李自成,也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可能连他也没有想到日后会发生什么。
就在所有人都忙忙碌碌地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明朝南边的澳门港口,驶入了一艘不怎么起眼的帆船。殊不知,船上的这一批人,是承载着极为神圣的使命前来的。

他们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金尼阁、邓玉函、汤若望……各个都是精通西方技术的好手。他们计划吸收中国信徒加入到天主教中,顺带把欧洲先进的技术、学问传播过来。
于是,这群人们还带着囊括了整个欧洲所有精神财富的七千多本书籍,他们计划修建一座图书馆,再慢慢将这些书翻译成中文,从而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个时期的欧洲,已经不再是几百年前阴森恐怖的中世纪了,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甚至已经开始超越中国,加上文艺复兴对文化、科技的影响,新技术、新思想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出发,输送到世界上各个角落。而今,他们来到了世界的东方--中国的土地上。
我们公认的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是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一本《四洲志》让他成为那个年代最先觉醒的人。其实,早在林则徐之前,还有一个人,他更早地接触到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并用自己的方式将它们引入到了中国,为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人便是徐光启。

徐光启出生在1562年的上海,今天上海的徐家汇便是与他有关。徐光启从小时候开始就热衷于学习,但是无奈生活过于清贫,在长大后不得不做了一位私塾先生。
就这样,一直到徐光启三十二岁,他都生活在那个当时还没得到开发的小地方。此后,为了谋求更好的生计,徐光启南下广东教书,就是在这个时候,徐光启结识了一个叫作郭居静的人。
郭居静是何许人也?此人是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早在1593年就来到澳门进行传教。通过与郭居静的交往,徐光启第一次认识到了西方的技术,自此,徐光启正式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新大门。
此时的中国,流行的还是宋朝传过来的程朱理学,整个社会都以此作为唯一的研究目标。见识到西方技术的徐光启这才知道,除过程朱理学,还有数学、天文、水利等从未听说过的新鲜玩意。关键是这些新鲜玩意,与国家、与人民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从这个时候起,徐光启的生命迎来了第二春,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一时期,为中西方文化交流都做出了什么:
徐光启先是和利玛窦一起合作,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翻译成了中文,自此,中国也有了先进的数学逻辑体系。
此后,徐光启又向从意大利远道而来的传教士熊三拔学习西方的水利知识,将熊三拔所著的水利巨作《泰西水法》翻译了出来。

除了将西方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徐光启也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作品创作,就这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政全书》诞生了,这本书系统科学地将各种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总结到一起,为后世的农耕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光有理论的指导,没有实践的证明也是不行,于是,徐光启亲自下地,将从西方引进的红薯进行试种,获得了丰收。很快,红薯在中原大地流传开来,中国人又多了一种能够解决温饱的食物。
明朝所使用的历法,还是由郭守敬总结出的《授时历》,等到了徐光启这个年代,《授时历》已经经过了四百多年的风霜,其准确度已经大打折扣。正是在徐光启的倡议下,明朝开始引用西方的历法来进行修改,《崇祯历书》就这样诞生了,而这套历法也同样被后来的清朝所采用。
落后的国情并没有阻拦住徐光启求学的步伐,反而让他更加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世界大潮中去。
回到开篇,传教士金尼阁和其他同行的人带着七千多本记载西方文化的书籍来到中国。
早几年,徐光启已经考中了进士,成为了明朝官员的一份子。金尼阁联系上了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对西学怀有浓烈兴趣的中国官员,希望能够合作将这些书籍全部翻译成中文,而这正中徐光启下怀。
后来的人们曾经无数次遐想:如果那次翻译工作全部顺利完成,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个时候的明朝,早已不是建国之初的繁荣兴盛。在辽东,努尔哈赤正在虎视眈眈地望着关内的土地,万历皇帝殡天,阉党魏忠贤控制着整个朝堂上下,饥民暴动、农民起义纷纷不断,偌大的明朝,竟然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徐光启也没法专心翻译,他又要应付来自同僚的排挤弹劾,又要客串督练军队的身份,根本无暇去翻译这些书籍,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再之后,来到中国的第九年,金尼阁去世,过了五年,徐光启也离开了人世间,就此,这个宏伟庞大的西学计划付诸东流了。
徐光启昔日的伙伴,仅仅翻译出了这其中的极少数一份书籍,剩下的大部分就这样遗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在这个时期,明朝还是有很多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才,比如方以智,又比如宋应星,他们都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科学人才。只是,伴随着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这些科研人才出现了断层。
命运曾经向明朝抛出了橄榄枝,人们也做了足够的努力,可是最终依然败给了上天的旨意。

到了清朝,中国又迎来了一次向西方学习的好机会。
公元1792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带着庞大的使团前来访问中国,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从上到下,没有一人对这些西方技术给予应有的重视。面对马嘎尔尼呈上来的西方物件,乾隆爷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所称奇异之物,只觉平常耳。"一句话便浇透了使者的心。
面对英国人带来的先进武器,他们也不以为然。其实,早在明朝末年将清人阻拦在山海关外的红衣大炮,正是在徐光启和他的弟子孙元化的改造后发挥出强大威力的。徐光启没能挽救明朝的命运,自己的成果也没有被后来人所继承,这也使得当时的中国错失了最后一次改变自己的机会。倘若乾隆爷知道几十年后清朝的境遇,想必也不会那么傲慢了吧。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利玛窦,这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也在明朝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去世后,更是被破例允许下葬在北京城,这在当时所有的传教士当中是绝无仅有的。
无论是徐光启还是利玛窦,亦或是金尼阁,以及其他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值得被后世所铭记和赞颂,对知识的渴求、对学问的尊重促使他们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此时的他们,已然是没有了国别之分,在这一刻,他们都是文明火种的守护者。
参考文献:《明史》《明朝的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