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锍衡】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最近发表了一篇由肖米特罗·查特吉（Shoumitro Chatterjee）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撰写的文章，其核心论点是：中国靠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慷慨便利，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占据庞大的制造业低端市场，即"抽掉了身后的梯子"，导致更贫穷的国家无法复制中国的致富道路。基于这一前提，他们提出了一项政策建议：施压中国腾出更多低端制造业空间，以便后发经济体能够入场。

这种论点不仅建立在对贸易的叙事上，也建立在对历史的叙事上。它假设世界经济曾经提供过一条广泛开放、相对公平且由西方主导促成的工业化道路，而中国现在却背离了这一秩序。一旦剥离了这个假设，该论点便会瞬间土崩瓦解。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背叛了一个所谓"慷慨"的发展秩序。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是谁建立并主导了这个秩序？哪些国家被允许接受便利崛起？哪些国家又被禁锢在从属地位？这个系统的设计究竟服务于谁的利益？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三个核心论点：

第一，战后的发展秩序从来就不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阶梯，它是一个由西方大国构建的等级体系。获取产业升级的机会是被选择性地赋予的，通常只赋予那些具备地缘政治利用价值的经济体。

第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并非因为中国的成功而被阻断了工业化之路。 它们早在很久之前就被债务机制、结构性调整、受限的政策空间，以及将它们永远束缚在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环节的全球劳动分工所禁锢。

第三，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确实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用"中国粗暴窃取穷国机会"这种简单的公式来理解，显然有失公允。 在几乎所有的对外援助案例中，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修建基础设施、提升制造能力和发展本地产业，都有目共睹，而这恰恰是西方曾经忽视甚至有意阻挠的。

肖米特罗·查特吉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 截图自《外交事务》官网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个方法论问题，因为《外交事务》文章的核心论据依赖于"附加值出口（value added exports)中低端制造业比例没有下降"的估算。这些衡量标准可以是有用的，前提是它们必须被一致地应用。如果顺着供应链追踪附加值，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是中国截留了多少低技能出口价值；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是谁攫取了设计租金、技术租金、品牌溢价、物流利润、融资收益以及下游控制权？在整个全球经济中，西方的头部企业依然主导着这些环节。

一个只强调中国在组装或低端出口价值中所占份额，却对西方控制最赚钱环节轻描淡写的分析框架，从一开始就炮制了一幅扭曲的图景。当你意识到这些数据远远滞后于实际变化时，这种扭曲就变得更加明显。供应链早已在转移，然而他们却在用一个移动的靶子，强行支撑一个不变的道德指控。

选择性开放的等级体系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并未向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共同的上升通道，而是通过权力的层级结构来组织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美国建立了一套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体系，其中，部分被选定的东亚经济体得以实现工业化。然而，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是在一个特定结构框架内展开的：该框架的战略方向、金融杠杆、技术所有权以及消费市场定价权，始终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核心区。

这一区分具有关键意义。工厂可以迁移，组装环节可以转移，但产生最高回报的活动留存于原地。专利权、金融控制、软件、行业标准、高端零部件、全球品牌以及终端市场准入，依然高度集中于美国、西欧等国家。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的研究也承认，外国投资者对专有技术保留了控制权，并规定了受援经济体获取此类技术的条件。即便生产环节在地理上实现了扩散，对产业链的治理控制并未发生同等程度的转移。

这种选择性工业化具有明确的政治逻辑。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下，那些被允许工业化崛起的经济体并非偶然被选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均为冷战对抗的前沿阵地，其经济成功强化了一个战略阵营，使其作为全球安全架构中的工业盟友被系统性扶持。即便是中国此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同样遵循政治逻辑。华盛顿推动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并非出于抽象的经济开放主义，而是基于"融入将从内部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并最终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秩序"的战略判断。这一判断事后看来显然失当，但其背后的战略算计从来都不具利他性。

从上述视角观察，亚洲与非洲、拉丁美洲的境遇对比尤为显著。这些地区极少被纳入推进平行工业化的战略考量，而更多是被强制嵌入"中心-边缘"结构：其功能是输出矿产、农产品和低附加值商品，同时进口技术、资本品与高附加值制成品。咖啡、铜、钴、大豆、石油、铁矿石、锂乃至藜麦可以从边缘向外流出，但定价权、深加工能力、品牌控制、金融资本及技术制高点则集中于西方。在中国组装的一部手机，其最丰厚的利润仍归流向掌控设计、软件、知识产权与全球分销的企业。玻利维亚或非洲的大宗商品生产方可以扩大产量，却无法因此获得对等的贸易条件议价能力。

这正是这一等级体系的运作逻辑：即便生产向外扩散，底端所创造的价值仍向上层输送。一旦清晰命名这一结构，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随之浮现：在受青睐的东亚梯队之外，其他国家是否获得了类似的政策空间，以建立独立产业升级所需的制度能力、工业基础与政策自主性？就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而言，答案是否定的。

上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 星洲日报

边缘地带的结构性锁定

要理解当前围绕中国的争论，必须将分析起点前置于中国制造业崛起之前。若西方主导的体系确如某些论者所言，是开放且具有促进作用的，那么为何如此多的非洲经济体在这一秩序下未能实现工业化？为何拉丁美洲的工业化进程屡屡停滞、逆转或止步于转型的临界点？答案并不在于这些地区自身努力的不足，而在于它们被迫运作于其中的国际制度环境。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贷款所附带的结构调整计划，系统性地压缩了非洲与拉丁美洲债务国可运用的政策空间。面临危机的政府被迫削减财政支出、取消贸易保护、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资本账户、削减工业补贴并拆解国家主导的信贷体系。这些条件并非在对等协商中形成，而是在债务国陷入财政困境、缺乏谈判筹码且急需外部融资的关键时刻被外部强加。

上述政策的破坏性在于其背后深刻的双重标准。每一个成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曾综合运用关税保护、公共银行体系、产业补贴、资本管制或国家引导机制。英国早期工业化如此，美国亦然，德国、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均高度依赖政府干预型政策工具。然而，一旦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需要类似工具，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便将这些工具重新界定为对"正统"经济学原则的"扭曲"。

这种破坏并非仅停留于抽象层面。财政紧缩削弱了教育与卫生系统，公共投资停滞，基础设施严重恶化，或无法跟上工业化所需的扩张速度。国内企业在尚未建立竞争力之前就丧失了保护，长期融资渠道枯竭。所有这些，叠加被迫进行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使脆弱经济体直接暴露于突发性资本外流的冲击之下，打乱了工业规划的延续性，并系统性地放大了外部脆弱性。

上述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许多贫困经济体脆弱性的真实根源。一个电力供应不稳定、信贷市场薄弱、交通基础设施不足、技术培训体系缺失且国家能力受限的经济体，无论面对哪个高效的外部竞争者，都将陷入系统性的竞争劣势。当这些国家在进口压力下出现企业萎缩或就业流失时，表面现象清晰可见，但根本原因却易被误读或被政治性地转移。中国并未制造这些结构性弱点，中国进入的是一个早已被数十年压抑性发展政策深刻塑造的结构性场域。将这一历史积累的结构性赤字归咎于中国，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分析的严肃性。

"抽梯子"谬论的逻辑断裂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进口商品的冲击对相关经济体毫无影响。在南非及其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中国进口渗透与制造业产出及就业的减少存在相关关系。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企业层面的研究也表明，当国内生产商本身较为脆弱时，中国进口竞争可能对企业增长形成抑制。这些发现值得认真对待。

尽管如此，从"中国竞争可能损害脆弱本土企业"这一命题，跳跃至"中国堵死了贫穷国家的发展路径"，在分析逻辑上存在根本性断裂。后一命题预设了一个静态的零和世界，在其中一国的制造业所得必然消除另一国的发展可能性。这一主张远超现有证据所能支撑的范畴。

问题的部分根源在于分析范畴的简化。"低技能制造业"作为一个分析类别听起来清晰，但其背后的生产链并不简单。在最终组装阶段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高度依赖于上游环节所需的机械设备、稳定能源供应、工业化学品、物流系统、标准化投入品、技术管理与质量控制能力。这些功能不会因评论者将终端产品标注为"低技能"而消失。

2026年5月，"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在埃及首都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开幕。 新华社

当中国在上游环节保持主导地位时，这并不自动等同于它剥夺了较贫穷国家的"天然"工业角色。在许多案例中，中国中间产品、全球物流网络和工业投入品恰恰是其他地区工厂得以运转的前提条件。这正是产业接受国吸收能力这一概念至关重要的原因。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质量、管理能力、制度有效性与人力资本存量，决定着外部竞争究竟带来破坏还是促进发展。竞争力较强的企业能够借助更廉价的进口中间品提升生产率，而较弱的企业则在同等压力下面临退出。

因此，分析层面的正确结论既非"中国竞争无害"，亦非"中国机械性地封堵了后发国家工业化"，而是在这片结构性不平等的土地之上，要面对强劲的外部竞争。当本土工业基础已被早期国际制度约束所系统性削弱时，中国进口商品所做的，不过是将既有的脆弱性暴露出来。

如何解释孟加拉和越南的工业化？

"抽梯子"论点的另一核心问题，在于其将全球制造业空间预设为封闭与静态。然而，现有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这一预设。为应对关税压力、地缘政治风险、劳动力成本上升与战略多元化需求，全球供应链已经并仍在持续重组。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直接份额较此前高点已出现显著下降；与此同时，越南、墨西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已在这一重新分配过程中承接了相当比例的产能转移，表明全球制造业空间对宏观结构性变化保持着内在的动态响应能力。

孟加拉国与越南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一点。在中国总体制造业主导地位并未根本改变的背景下，孟加拉国在全球服装业中维持了重要份额；越南则在中国未主动退出电子产品制造领域的情况下，大幅扩张了其电子产品出口规模。这两个案例并不能证明后发工业化路径对所有国家均同等可及，但确实表明，中国在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并没有封堵全球其他南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

当某些国家未能捕获转移产能时，解释通常嵌于其国内与历史性结构约束之中，而"中国阻挡了我们"的叙事将多元因果压缩为单一来源。尼日利亚的工业疲弱在相当程度上根植于基础设施的系统性不足，尤其是电力供应的长期短缺；赞比亚的制造业多元化进程停滞于债务危机与监管不确定性，这些约束条件的形成远早于任何来自中国进口的实质性竞争压力。

此外，超越具体国别案例，存在一个更广泛的结构性背景：自动化的普及已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制造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目前正面临"过早去工业化"的困境，即其制造业比重在远低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更早的发展阶段就已见顶。即便在中国竞争力相对更弱的反事实情境中，这一趋势仍将构成严峻挑战。

中国拓展当地工业能力建设的实践

关于"中国商品淹没市场并挤出本土产业"的叙事，同样遮蔽了一些具体的实质性事实。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在全球南方完成了大量基础性建设工作，港口、公路、铁路、能源项目、工业园区、物流走廊与制造基地，等等。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全球南方在西方主导的结构性调整框架下长期遭受资源剥夺的领域。

在许多国家，中国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推动了技术转移，扩展了本地分包网络，并将当地生产纳入全球供应网络。当然，这一记录不能被无批判地浪漫化。中国项目的合同透明度在部分案例中确有不足，债务负担具有潜在的政治风险，劳动关系纠纷和环境标准差异化问题客观存在。然而，这些局限性不能改变一个更宏观的比较性判断：在全球南方的众多场景中，中国资本深度介入与生产能力和物流系统直接相关的部门。相比之下，西方经济的参与更多集中于资源攫取、金融服务，以及通过重构受援国治理条件来实现其政治杠杆。

制造业领域提供了具体的经验材料。对若干非洲国家中国工业投资的研究，记录了中国在当地的就业创造、工厂级别的技能培训、质量标准转移以及本地供应商联系的规模。在所调查案例中，中国制造企业雇用的大部分工人是当地人，且中国企业提供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比例高于同类本土企业。在坦桑尼亚，中国对塑料回收领域的投资通过以优惠成本向前雇员转让设备，孵育了本地创业活动，进而催生了一个完整的本地商业部门。中国资助的工业园区和能源基础设施，通过提供此前缺失的稳定电力与物流保障，进一步吸引了国内外追加投资。其他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若干制造业细分领域，中国企业的本地采购比例高于同类非中国企业。

2025年3月，中国农业技术专家胡月舫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附近的一处中国高产杂交水稻示范基地向当地农民讲解水稻的生长条件。 新华社

上述证据并不意味着中国投资能够自动生成深度的工业转型，但确实表明，将中国资本定性为纯粹掠夺性力量的论断，缺乏充分的经验支撑。

在采掘业，上述对比的清晰度尤为突出。数十年来，外部行为体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源型经济体视为攫取特许权的场所：矿产与大宗商品被运出，深加工能力却未留存；基础设施即便存在，也往往仅服务于从矿区到港口的出口走廊，而非惠及更广泛的国民经济。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参与方式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纯粹采掘逻辑，将资源开发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本地加工能力提升及与本土企业的产业合作相结合，形成了旧有特许经营模式所未有的嵌入式产能。这种嵌入式参与模式，为受资国构建了比"飞地型"开采模式更具可持续性的行为者网络与能力积累基础，为其向工业化阶段迈进提供了较为厚实的结构性支撑。

关键的比较基准因此应当明确：中国不应以一个理想化的仁慈发展伙伴形象作为参照标准来衡量，而应以西方商业与金融参与的真实历史记录为比较对象。基于这一比较，可以看到一个较为稳定的模式：西方参与更多通过附加条件贷款、大宗商品获取与高附加值功能控制来维持受援国的结构性依赖；而中国的参与，尽管同样存在权力不对称，但更多在实质上建设了基础设施与生产基地，拓展了当地工业能力建设的可能性空间。

谁是界定一国"发展战略合法"的权威？

《外交事务》论点中最缺乏依据的假设，同时也是最具政治意涵的假设是：在华盛顿进行研究写作的分析者，能够比亲历其中的全球南方国家和社会更清晰地辨识其发展利益所在。这一论断在认识论上存疑，且在相关论述中几乎未获论证。

非洲各国政府与公众并未形成整齐划一的立场，也不应如此被期待。在中国贷款安排、劳工标准、合同透明度和债务条款存在问题的地方，相关国家已提出批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在批评西方附加条件的做法、家长式的干预姿态，以及要求非洲国家在他国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的政治压力。多项调查显示，公众对与中国接触的支持度相当高，在某些情境中甚至高于对西方大国的认可度。来自非洲的政策研究同样表明，许多政府寻求的是多元化伙伴关系，而非被迫接受外部主导的结盟格局，希望保有议价空间、比较选择与自主决策的余地。

非洲国家这一立场不应被简单地归结为天真。它反映的是对发展主权的清醒认知：全球南方的政府无需外部势力提醒其"任何伙伴关系都存在风险"，这是自明之理。它们真正拒绝的，是这样一种特定主张：某一组外部大国拥有界定"何为合法发展战略"的排他性权威，而另一方一旦偏离该脚本便预先遭到谴责。这一主张所折射的，是问题界定本身已构成一种霸权。

2026年6月，肯尼亚内罗毕举办的"中非农业科技产业合作论坛暨展览会"上的场景。 新华社

真正的问题

"中国抽梯子"论题的最根本缺陷，不在经验数据，而在概念逻辑。它将"中国拒绝遵循西方发展预期行事"直接等同于"中国制造了伤害"。在这一逻辑推进过程中，它刻意跳过了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前已然长期运作的选择性、等级化与排斥性的全球发展体系。

一个更具分析诚信的起点应当追问不同的问题：谁建构了一个将高附加值功能集中于核心区域的体系？谁剥夺了许多贫穷国家运用历史上各成功工业化国家曾经使用的政策工具的权利？谁从将非洲和拉丁美洲锁定于大宗商品依赖与金融脆弱性中获益？又是谁，时至今日仍声称拥有界定哪种产业政策形式是"可接受的"、哪种是"违规扭曲"的权威？

一旦提出上述问题，这场争论的规范坐标便会重新校准。中国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者，它追求自身利益，维护自己的工业地位，并在竞争中力求胜出。但中国也绝非那个使众多发展中国家陷于困境的底层结构性秩序的缔造者。如果，全球南方大部分国家在应对中国竞争时出现结构性力量不足，是因为它们已被一套根本不是为其实现全面工业化而设计的旧秩序系统性削弱。

因此，核心议题并非"中国是否抽掉了曾经向所有人开放的梯子"，而是那些长期被限定在世界经济最底层阶梯的国家，能否获得足够的主体性，按照自身条件界定发展目标、重建国内产业能力，并在不被迫退回他人所设剧本角色的前提下，自主谈判外部关系。唯有这才真正触及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