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系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提出安排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同时，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
围绕一揽子增量政策和最新国际形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他看来，最新出台的化债政策是对前期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具体落实，将有效减轻地方化债压力。他预计明年专项债额度将达5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至少2万亿元，一般国债额度提高，财政赤字率有望提升至3.5%-4%，具体的财政预算可能要等到明年两会前才能形成一致预期。
基于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与贸易合作模式，李迅雷认为，美国通胀预期上升可能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不利影响，使降息节奏放缓，进而影响房地产市场，同时，美国对进口商品的关税加征可能大幅提高中国的出口成本，外需是个不可控的变量，应将扩大内需作为明年重点。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明年专项债额度预期在5万亿元左右
《21世纪》：你此前谈到一揽子增量政策中，加快化解地方债是债务端中央财政托底的思路。结合最新政策，这一化债思路和政策具体落实方向是怎样的？
李迅雷：11月8日公布的最新政策延续此前财政部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思路，6万亿元债务限额是对此前增量政策中"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的具体落实。
据财政部部长蓝佛安的提法，到2023年末，地方政府需化解的隐性债务总额是14.3万亿元，其中有2万亿元可以到2029年以后按照合同要求偿还，相关偿还方式和期限还没制定出来。
这意味着，2029年以前对12.3万亿元的一揽子化债方案已经明确。从2024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加上6万亿元，共计10万亿元。
剩下的2.3万亿元，中央政府没有给出专门额度，地方政府需要自己来化债。整体来看，有了中央的10万亿元债务限额，2028年年底之前，地方需自主化解的隐性债务总额从14.3万亿元大幅降至2.3万亿元，有效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而且，还可以节省可观的利息支出。
《21世纪》：10月12日财政部公布的增量政策共有四项，目前已经出台了一项政策，还有三项政策有待出台。2025年其他增量财政政策可能会如何落地？
李迅雷：根据财政部在10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即"今年能够实现收支平衡，完成全年预算目标"，这意味着2024年不再追加预算，所有增量政策都将体现在2025年。
我预计明年的专项债额度在5万亿元左右。财政部一揽子增量政策提出，要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我估算用于化债的部分为2.8万亿元，那么明年的专项债规模应该要比今年增加1万亿元，否则如何用专项债进行土地和存量房的收储？至少有1.5万亿元～2万亿元要用于土地回购、收购存量房等。今年专项债的额度是3.9万亿元，因此，估计明年的专项债的规模会在5万亿元左右，而具体的预算估计要等到两会后才能推出。
我预计明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规模至少2万亿元。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为1万亿元，根据10月12日财政部一揽子增量政策，将支持六大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我预计补充资本金至少有1万亿元，因此，明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规模至少2万亿元。
我预计一般国债的额度也会提高。一揽子增量政策包括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提升整体消费能力等，预计明年促消费规模会比较大。因此，除了特别国债，一般国债的存量限额应该也会提高，因为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10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可以为逆周期调节提供更多的政策工具"。明年由于特朗普上台，外部环境可能变差，那么一般财政赤字率有望提高到3.5%-4%。总之，我估算明年的广义财政赤字将达到12万亿元左右，而今年是9万多亿元，即广义财政赤字率将从今年的7%提高到9%左右。
《21世纪》：专项债如何在地方用好是关键。日前，财政部拟会同相关部门实施利用专项债收储土地和收购存量商品房政策。你如何看待专项债使用范围的扩大以及专项债用在房产收储的作用？
李迅雷：房地产的目标是止跌回稳，我觉得专项债使用范围的扩大对房地产市场应该是有利的。
中央已经明确扩大专项债的使用范围。过去专项债的投向以项目投资为主，但项目投资都有投资周期，立项和论证的流程比较复杂，需要有可行性报告、评估、审批，更大的问题是当前能产生现金流、可盈利的好项目越来越少，因为专项债要专项专款使用、有盈利要求，这样的项目比较难找，形成实物工作量就比较慢。
现在专项债的使用范围扩大了，资金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对改善国内大循环有好处。专项债是一次性拨付的，而一般投资项目的投资周期较长，导致专项债虽然规模比较大，但使用效率不是很高、见效比较慢。如果专项债主要用于土地收储、或用于购买存量房作为保障房的话，效率就很高。
减少对投资依赖，发力突破消费约束
《21世纪》：近期，黄金现货期货大跌，大类资产轮动再次加速。市场对于美国通胀、利率上升等问题担忧加剧，应如何评估这些潜在风险的影响？
李迅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其政策倾向于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国内，反对在海外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并减少对外财政支出，这些政策可能会提高美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此外，特朗普主张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减少海外进口，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些对通胀上升有助推作用。
如果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很可能在12月份停止降息，从而使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强，对人民币汇率带来不利影响，我们的降息节奏也会放缓，因为我们央行的货币政策有两大显著目标，一是维持汇率稳定，二是维持物价稳定，如果汇率有压力的话，降息节奏也会放缓，进而对房地产带来不利影响。
黄金通常被视为对冲通胀和风险的工具。随着特朗普大比例获得选票后担任总统，美国国内的政局会趋向稳定，避险需求可能会减少，这可能会对黄金市场构成不利影响。同时，如果美元指数走强，短期内黄金价格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
《21世纪》：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与贸易合作模式发生变化，对我国出口及制造业的影响是怎样的？如何平衡好安全与发展？
李迅雷：出口主要取决于外需。外部需求是一个不可控的变量，而内部需求可以自主调整。明年的重心应该是放在扩内需方面，包括投资、消费，我主张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更多地促进消费增长，政策需要在促消费方面继续发力。
如果出口规模缩减，国内市场将面临出口转内销的压力，同时，出口行业直接和间接关联约1.5亿左右人的就业。一旦出口量减少，出口行业的就业数量也将受到冲击。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所以，明年我们的应对方向，一是扩大消费，二是减少对服务业的制度约束，进一步鼓励发展服务业。
稳就业在于长期渐进发展服务业
《21世纪》：在一揽子增量政策中也提出，拓宽生活服务性行业就业空间。你如何看待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
李迅雷：中国过去30年来，都是赶超型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我们要从赶超型的增长模式转型到平衡型的增长模式，这对整个社会会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会有比较大的阻力，所以要推进各项改革，尤其是财税改革。
这一转型背后的逻辑在于推进改革，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在养老、就业、医疗和公共服务等社会福利领域的支出，让老百姓生活更有保障，对未来预期更加乐观，从而促进消费。
服务业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这种潜力的释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我们不能期望通过简单的决策就能迅速实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更多地涉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交易，这种消费者对消费者（CBC）的模式能够催生出多样化的新服务需求。这种需求的增长并非依赖于特定行业的推动，而是随着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和消费意愿的自然提升而实现。因此，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是广泛且深远的。
《21世纪》：近期，国家出台《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如何看待当前结构性就业矛盾？如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李迅雷：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用工数量减少。例如，自2014年以来，由于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持续下降，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而制造业投资的增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就业岗位的减少。因此，认为经济增长能够稳定就业的观点可能并不准确，因为过去我国稳增长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靠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提高，或房地产扩大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不大。
我认为稳就业关键在于发展服务业。假设制造业带动GDP每1个百分点增长，大约只能创造40万个就业岗位，而服务业拉动GDP1个百分点至少能够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
想要发展好服务业，还是要增加居民的收入，这是一个蛋和鸡的关系。首先要让蛋多起来或者让鸡多起来，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目前的问题在于，居民的收入在整个GDP的比重偏低，发展服务业有一定难度。
因此，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一是要增加财政在养老、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会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二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数量增加后，居民的收入占比也会有所上升；三是进行财税改革，现在的收入结构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较高，而这一群体的消费意愿递减，所以要通过财税改革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