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叫我讲世界杯，足球我不会，但大型体育赛事与地缘政治、国际政治之间的关联，这个我倒可以和大家聊一聊。
今年的世界杯也挺有意思，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不妨透过这届世界杯，来观察一下在国际体系的新时期，那些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引领了冷战后第一轮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其内部对全球化出现明显分歧和不同主张的背景下，世界杯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以及这些与地缘政治、国际体系未来走向之间的关联。有些东西可以思考一下，挺有意思的。
从理论上来说，今年的世界杯应该是国际足联长期塑造的"全球团结大家庭"叙事的巅峰--48支球队参赛、3国联合主办、16座城市承办，并且主办国家跨越了整个北美大陆，即美加墨三国，被包装成一种跨越边界的共同语言：大家为了共同的爱好，克服分歧、差异、肤色乃至地缘政治的隔阂，走到了一起，痛痛快快地踢一场球。
这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目前有两件事已经很明显了，第一件事，是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原来有望成为首位执法男足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却在抵达迈阿密后被美国拒绝入境。他并不是没有签证，而是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部门的二次审查后，被认定不符合入境条件，理由是"国家安全"--所谓与恐怖组织嫌疑人员存在某种关联。对此，国际足联表示无能为力，原因在于其无权介入东道国的移民和签证事务，作为国际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干涉本质上属于东道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2026年6月10日，阿尔坦返回摩加迪沙。 美联社
这一事件实则揭示了当下国际社会的一个核心现实：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的状态。你可以认为它有秩序，但在主权国家之上，并不存在超国家行为体。像国际足联这类机构，并不具备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利。
那么第二，从道理上来讲，像世界杯这类国际赛事活动，虽然没有哪条法律明确规定，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惯例，就是默认东道国应该在行使主权的同时给予某种便利，即通过有助于促成赛事顺利举办的方式来行使主权。
第三，结合当下的美国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美国国内政治的议题、美国国内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美国试图在国际社会当中塑造的形象，这三者之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一旦呈现，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成为了关键阻碍。原本裁判前来执法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国际足联及其所倡导的"大家庭"理念至关重要，如今却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操作而陷入僵局。美国自己不妨思考一下，当时自己想承办世界杯，作为东道国意味着什么，现在其行为传递出的又是怎样的态势。
第二件事情，就是伊朗。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北京时间6月11日晚上10点半，新浪微博上出现了美国要去抢夺、轰炸伊朗石油岛哈尔克岛，要引发新一轮冲突的消息。美以伊之间的地缘政治危机始终处在一种持续状态，即使双方曾一度接近通过和谈达成解决方案，但现在似乎又在重新滑向冲突扩大的边缘。
伊朗队参加本届世界杯毫无疑问会引发各方的关注，因为这涉及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伊朗的主权和国内政治象征、正在发生的这场冲突的叙事逻辑，以及世界杯和国际足联所扮演的角色。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球员已获得美国入境签证，但部分管理和行政人员未获得签证，因此伊朗将自己的基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改至墨西哥蒂华纳。从美国政策层面看，这一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2025年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并且扩大了旅行限制，伊朗和索马里都在受限国家之列。尽管相关政策对运动员、教练和必要支持人员设有某些例外，但对球迷没有例外，而且这些例外在具体操作中如何得到有效的保障，目前看起来美国方面似乎没有投入必要的安排。
由此可见，大家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尽管世界杯本身无论是否喜爱足球，都应该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但本届世界杯的核心矛盾仍然非常明确地呈现了出来，就是国际足联这样一个具有显著的全球主义色彩的、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与美国这样一个不断内向化的主权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后者掌管着自己的领土和边界，有权决定人员的通行权限。
我们可以把美国与本届世界杯的具体情境剥离，抽象地去讲：当国际足联这类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的目标一致时，世界杯就能顺利进行，不带遗憾，甚至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某些积极的影响；当两者的目标相冲突时，国际组织所秉持的全球化愿景或理想化的"大家庭"目标，往往被迫让位于主权国家强硬的边界感。
或许后世回顾2026年世界杯时，会形成这样的基本判断：这届世界杯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凸显了美国对移民的保守态度，凸显了强化边境管控这一在美国基本的、具有政治正确性的政策导向。这无疑削减了2026年世界杯作为全球足球爱好者大联欢的喜庆色彩，政治对这场国际庆典产生了明显的干扰。
当然，作为基本常识，无论是否反直觉，人们必须认识和理解到：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从未如理想主义者所期望和努力的那样真正远离政治。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墨索里尼把主办世界杯视为展示意大利法西斯组织能力、民族活力和国家纪律的窗口。国际足联后续的官方记载也承认，当时的意大利队承载着墨索里尼政府施加的巨大压力，决赛前相关的政治指令传入更衣室，这是世界杯和国际政治互动历史当中无法被忘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比赛过程本身与足球运动直接相关，从纯粹足球史的角度可以将其视为独立叙事，但是政治传播、国家叙事等因素，从来都没有办法和这种规模、类型和级别的体育赛事分得非常清晰。
1969年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爆发的"足球战争"，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典型案例。从表面看，这场冲突似乎顾名思义由足球引发，但深入分析便会发现，足球只是矛盾激化的触媒--两国间早已存在的土地争端、经济摩擦与移民矛盾，借由世界杯预选赛的结果被彻底点燃。足球比赛的胜负成为激化既有矛盾、催化暴力冲突的重要触媒。正如温特所言，无政府状态是主权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而世界杯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位与作用，本质上同样是可以被建构的。
冷战结束后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美国队与伊朗队相遇。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两国长期处于敌对、隔绝与互不接触的状态，但在法国里昂的这场比赛中，伊朗队员向美国队员赠送鲜花，双方与裁判共同合影，赛后还交换了球衣。国际足联指出，由于两国间的政治紧张关系，外界纷纷试图解读这场比赛背后的政治意涵。比赛结果是伊朗2:1战胜美国，而这场赛事本身应该被视为公平竞赛与足球团结效应的经典范例。尽管美伊之间因地缘政治等问题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与敌对关系并未因这场比赛彻底化解，但至少在世界杯的特定时空范围内，双方共同建构出了一个短暂却鲜明的融合场景。这让我们看到，体育拥有其独特魅力，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人类作为共同体相对理想、美好的一面。当然，如何以务实、可持续的方式，让这些美好特质有效且持续地释放、扩展并变得更加巩固，是各方需要思考并共同努力的重要方向。
1998年法国世界杯，伊朗队与美国队在小组赛中相遇。图为伊朗和美国球员在奏国歌时起立。 美联社
我们再回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从刚才探讨的国际政治与足球、尤其是与世界杯的关系来看，2026年世界杯或许与此前历届世界杯存在一个关键差异，就是美国。理论上，在1998年，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与世界杯的调性本应天然契合，即开放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如弗里德曼等学者曾推崇的"世界是平的"理念；但是，今天的美国显然已经不是当年那样的美国。
当一个充斥着国内政治极化、收紧移民限制的美国主办世界杯时，无论是否出现索马里裁判、伊朗球员等具体政策或案例，人们都会不禁思考：这样的美国，是否适合承办一场以开放与人类共同体为基本想象的大型体育赛事？这甚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战略角色的冲突：作为东道主，美国必须吸引全球球迷、保障参赛顺畅、维护商业成功，从而延续并强化"开放"的叙事逻辑；但当美国国内的政治框架--无论其来自政治光谱的左翼还是右翼--被某种激进、民粹化的思潮与实践所裹挟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治的显著约束。这种约束使得边境管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决策被纳入国内政治叙事，其导向更多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而非服务于世界杯这一国际体育赛事的叙事。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妥协：伊朗队并未被禁止参赛，但其人员及参赛所需的各类技术条件，却被美国主权框架下的管理体系以极为精细的方式阻断或设置了严格限制；索马里裁判虽获国际足联认可的执法资格，但这一国际层面的资质却无法帮助他突破美国的边境管控；特定国家的球迷即便购得球票，也无法仅凭球票确保获得美国签证并顺利入境。可见，主权国家正通过内部精细化治理，甚至对美国而言并非精细，而是较为粗放乃至粗糙的治理体系，分割、阻断乃至破坏全球化所必需的开放与流动。这一点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也将成为2026年世界杯未来载入国际关系史或足球史时人们思考的核心要点。
当然，美国采取这样的做法，代价究竟是什么？对一个国家而言，世界杯的价值主要体现如下：其一，它是国家形象的展示平台。主办国通过提供高质量的配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安保、城市景观、媒体接待、开闭幕式等在内的各类保障，展现自身的国家能力。若这些能力呈现出优秀状态，便能有效提升其国际声望。
其二，它是各方开展竞争性叙事的场域。正如我们所见，不同国家的球迷、参赛队伍、国际足联以及主办国等主体，均可在此输出各自的叙事内容。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若这些叙事能够高度协同一致，各方便能达成多赢局面--在共同确保赛事顺利推进的过程中，每一方都能获得自身所需的价值增益。然而，当前呈现的态势却可能恰恰相反，各方或许更倾向于各取所需，通过叙事竞争维护自身声望，其代价则是比赛不能正常进行。
一个客观现实是：足球虽能推动不同族群与人类群体间的交流，但其效果相对有限。国际足联可在赛程、各类制度性安排及与比赛相关的技术性要求等方面提出构想，但这些构想始终需与东道国主权的具体执行进行有效磨合与匹配。若双方能相向而行、具备良性合作意愿，磨合与匹配便能取得良好结果；反之，若无法相向而行，则可能导致相应撕裂，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风险，将使整个世界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冲击与挑战。
2026年世界杯已在这方面显现出一些征兆：国际足联及其他体育组织必须将关注焦点从以往的场馆、交通、财政、商业等领域，转向签证、制裁、数据收集、社交媒体、球迷国籍等新变量。与此同时，参赛国与参赛队也需将基地安排、备选航线、第三方训练营地及法律支援等看似与足球本身关联不大、却对赛事顺利进行愈发重要的事项，纳入参赛准备的范畴。
如果未来地缘政治风险引发的制裁与旅行限制持续升级，球迷及其支持群体的全球行动能力或将因此受到约束。综上可提炼出一个核心观察：20世纪90年代至2026年之前，在西方主导的第一轮超级全球化乐观氛围中，世界杯被置于"地球是平的"所描述的"麦当劳文化"语境与叙事框架下被认知；而当前我们正面临一种泛安全化与泛政治化持续冲击的新型全球化。足球的爱好者与社群虽仍在全球广泛存在，但支撑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跨境顺畅流动，可能在更多场景与个案中受到约束、限制与影响。
不过从相对理想的视角判断，这种约束与挑战应属短期现象。且对世界杯而言，这些限制、矛盾与冲突的存在，反而提升了其在某些层面的象征价值。这种象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向世界传递了一种期待：主权国家应如何正确行使自身权利？即便具备正当理由，如何高效运用和构建一套有效率的、正确的、朝着民众期待和社区需求相应的而不是相反的方向去使用各方能力和资源的框架，正变得愈发关键。世界杯折射出的，是安全与公平、主权与全球化、体育叙事与地缘现实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分布与微妙关系。
但我们也不必过度悲观。从中长期视角看，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经验，让我们有理由对世界杯的未来保持谨慎乐观。体育运动乃至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影响力与魅力。为了这项广受喜爱的运动，仍有诸多方面值得我们共同思考与努力。
夏奇拉在墨西哥城的开幕式中演出。 路透社
当然，本届世界杯才刚刚拉开帷幕，充满了不确定性。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作为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中最主要的一方，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的美国，或将为赛事带来更多变数。我们希望能收获更多惊喜而非惊吓，更多欣赏精彩赛事的愉悦，而非持续被非足球、非体育的泛国家、泛安全化与泛政治化因素干扰所带来的心理不适。
但无论如何，历史的车轮始终向前。世界杯、足球运动与国际政治，都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最终将如何转化为现实，取决于各方的持续努力。基于过往经验，若中国未来能有机会做出更积极有效的贡献，我们将因此迎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毫无疑问，这样的可能性值得我们共同追求、落实与实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