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贸易摩擦非一日之寒，钢铝、光伏、电动车……双方的博弈已持续多年。
然而，近期局势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变化。5月29日，欧盟内部会议上直言，中欧贸易与投资关系"不再可持续"（no longer sustainable），这一表态被视为未来将对华采取"更强硬、更协调回应"的政治信号。
同时，欧盟一系列"去风险"立法，正加速演变为限制中国企业的工具。经贸问题被政治化、安全化：比如《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高风险供应商"清单，再比如《工业加速器法案》在新能源等关键领域构筑规则壁垒。此外，欧盟两项新规将于今年7月1日起生效：一是钢铁进口取消免税豁免，实行1830万吨关税配额，超额征收50%关税；二是取消150欧元以下小包裹免税，统一征收3欧元/件固定关税。对此，外界预期欧盟将借最近召开的G7峰会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
欧盟当前的处境并不乐观--深陷俄乌战争泥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跌至历史冰点。在这个节骨眼上，再跟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真的符合欧盟自身利益吗？更何况，欧盟拥有27个成员国，欧盟内部的对华认知与行动真的达成共识了吗？面对这样的欧洲，中国和中国企业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观察者网连线了目前人在柏林的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国别与区域研究院中德经贸研究中心主任史世伟，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欧盟的对华贸易战打不起来，但是……
观察者网：史老师您好，今年以来，中欧关系出现了许多显著变化。一方面，欧洲领导人密集访华，强调坚持对华接触政策；另一方面，双方贸易摩擦也在同步升级。4月以来，欧盟密集推出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如《工业加速器法案》等。5月29日，欧盟委员会高层在内部辩论后正式定调，将对华贸易逆差定性为"不可持续的"，并扬言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中欧贸易摩擦由此走向公开化与复杂化。请问这一轮中欧贸易摩擦的背后，欧盟的战略考量是什么？
史世伟：要理解这一轮中欧贸易摩擦，需要回溯到较早的背景，同时也要结合当前中美欧三边博弈的态势。
最根本的出发点，是欧盟2019年确立的对华关系"三重定位"：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的合作伙伴，经济领域的竞争者，以及治理模式上的制度性对手--要理解今天的中欧关系以及欧洲的做法，读懂这一框架至关重要。
此后，2023年德国发布了首份《中国战略》；2024年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受欧盟委员会委托撰写了《欧盟竞争力报告》（以下称为《德拉吉报告》）；2025年1月，欧盟委员会又出台了《欧洲竞争性指南》。在这些文件中，对华关系"三重定位"的内涵在发生变化--中国作为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角色被不断强化。
"德拉吉报告"全称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由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应欧盟委员会委托撰写。报告系统评估了欧盟与美国、中国的竞争力差距，指出欧洲面临创新滞后、能源昂贵、依赖外部资源等深层次问题，并提出每年需新增约8000亿欧元投资，推动绿色、数字及防务等领域的根本性改革。
可以说，由此形成了这样的欧盟对华认知：经济上更加注重与中国的竞争，在制度和地缘政治上则更突出"中国威胁"，而其一系列政策的核心就是围绕"去风险"展开。
但与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相比，欧盟当前的做法仍有根本区别。欧盟始终明确拒绝对华脱钩，并承认中国是伙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近期访华的默茨都明确表示，对华脱钩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仍是伙伴。尤其是德国，因其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经济契合度强、互补性显著，因此更倾向于强调对华伙伴关系。
所以，我们在讨论中欧关系时，不能忘记"三重定位"的完整内涵。只不过，自2023年疫情结束以来，欧盟越来越突出其中"竞争者"与"制度对手"的分量。
从近期的国际局势来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欧盟对美国的不满非常明显。美国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中，欧盟承诺取消所有从美国进口的工业品关税，而欧盟出口到美国的大多数产品却被加征15%的关税，钢铁等产品甚至更高。欧盟对此虽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其市场高度依赖美国，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依靠北约尤其是美国的支持。
所以，欧盟的主要应对思路仍是"战略自主"，这不仅针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针对美国。
从贸易规模来看，美国和欧盟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以货物贸易总额计，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占欧盟区外贸易的比重高于中国--具体而言，2025年美国在欧盟区外贸易中的占比约为21%（作为出口目的地）和约14%（作为进口来源地），而中国在欧盟区外进口中占比22.3%、出口中占比约7.5%。美国的关税政策对欧盟出口冲击巨大，尤以德国为甚。2024年，德国对美贸易顺差曾达创纪录的700亿欧元，但受美国关税落地影响，2025年德国对美出口额已下降9.3%，顺差显著收窄。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虽较高峰时有所缓和，但依然维持在很高水平。2025年关税战最激烈阶段，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一度高达145%；截至2026年6月，美国对华平均关税已从高峰期的约45%降至40%左右，仍处于历史高位。欧盟因此担心，大量原本销往美国的中国商品（包括部分廉价产品）可能因高关税而被迫转向欧洲市场。
事实上，2026年中国出口继续增长，2026年5月的数据显示，中国进口同比增长27.4%，出口同比增长19.4%；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7.6%，而从欧盟进口则小幅下降1.3%。中欧贸易不平衡的趋势持续存在，成为中欧贸易摩擦中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
此外，地缘政治因素也不可忽视。欧盟认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从制度对手的角度加深了彼此的分歧。同时，竞争焦虑日益突出--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高达近3600亿欧元。在欧盟看来，如果不采取行动，市场将被进一步占据。这种焦虑正是当前摩擦升级的重要推手。
欧盟出口总额数据，2020年7月至2025年1月CEIC DATA
观察者网：欧盟对华认知的改变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那么，欧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从欧盟自身的视角来看，其出台政策的效果预期会是怎样的？
史世伟：我认为，欧盟的目标是在保障经济利益与维护经济安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是它的基本出发点。
近年来，欧盟越来越重视安全因素，也就是国家安全。例如对华为的制裁，以及所谓的"网络安全法"--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中国，但凡是涉及电信等核心基础设施的投资，都要考虑非技术性风险，实际上就是指政治风险。欧盟的潜台词是：因为我们与你们在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所以必须考虑这一层面的风险。
那么，为什么又要与中国合作？因为中国市场非常重要，而且欧盟在某些领域短期内离不开中国。比如，光伏产品90%、电池70%依赖中国。电动车方面，欧盟虽然对中国纯电动车加征了约37%的关税，但一些中国的混合动力车型在欧洲出货量很大。总体来看，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盟市场的份额虽然还不算特别高，大约7%到8%，但增长非常快。以德国为例，虽然只有3%左右，增速却十分显著。这些变化让欧盟切实感受到了压力。
过去，中欧贸易摩擦往往围绕单一行业展开，比如光伏、钢铁，以及现在的电动车。但如今，欧盟越来越重视从整个产业生态和体制层面来应对中国的影响。2024年的《德拉吉报告》就建议，欧洲需要采取一种"混合策略"--针对不同行业组合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和方法。比如《工业加速器法案》属于产业政策，对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属于贸易政策，而反补贴法则属于竞争政策。因此，欧盟对华竞争已经从针对单个行业，演变为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竞争。
到目前为止，欧盟可能还没有真正实现其政策目标，但他们正在采取各种手段。中国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今年6月，中方提出建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类似的机制在中美之间也已达成。这表明中国希望通过进一步沟通对话来弥合分歧。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欧之间是完全能够避免贸易战的。毕竟，在"三重定位"中，"合作"仍然摆在第一位。如果真的建立起一套体制性的、综合性的磋商机制，而不是局限于某个具体领域，反而有利于在谈判中解决根本问题。这样，我们可以把所有分歧集中摆到台面上来谈。
中国非常重视欧盟。一方面，当今世界是多极化的，而欧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极。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欧盟的"战略自主"。另一方面，欧盟市场对中国也很重要。从欧盟方面来看，尽管有种种提法，但他们从未根本性地想要对华脱钩，而是坚决反对脱钩。
虽然中欧不至于走到贸易战的程度，但这并不代表欧盟不会坚持要求中国做出让步，比如在市场准入、扩大对欧投资等方面。
欧盟正在走向团结？还是走向分裂？
观察者网：欧盟内部的对华分歧有多大？以您上面所说的内容为例，可以被视作当前欧盟内部对华的普遍共识吗？
史世伟：不同国家对华看法确实存在差异。比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历史上就倾向于保护本国工业，因此在涉华问题上态度相对强硬。西班牙有时会摇摆，但总体上更倾向于与中国发展合作。
相对地，德国和匈牙利则不同。自2016年以来，除2024年外，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华投资也很多。目前，德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在华直接投资存量已占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位，在欧盟对华投资总额中的占比超过50%。如果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德国企业将受到严重冲击。
因此，欧盟内部围绕对华政策的争论确实存在。但也要看到，欧盟追求"战略自主"，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尽量用一个声音说话。举个例子：前不久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赖歇访华，在中国说了不少好话，强调重视竞争。但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内部召开了一次委员联席会议，评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并讨论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措施。5月29日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具体措施，主要是为了达成原则上的共识--因为6月中旬将举行欧盟首脑会议，届时可能会出台一些明确的、具体的对华措施。对此，德国政府表示，从原则上讲也同意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
2026年5月27日，德国经济部长卡特里娜·赖歇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
由此可见，即便是像德国这样与中国利益深厚的国家，也希望通过欧盟层面来实现自身目标。他们也意识到，内部分歧会损害欧盟整体利益。
尽管欧盟各国的确在国家利益上存在分歧，但必须承认，在当前战略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欧盟谋求团结的意愿相当强烈。东欧国家的情况略有不同，比如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等国在能源上仍依赖俄罗斯，短期内无法完全切断天然气供应，否则国家运行将陷入瘫痪。此外，这些国家加入欧盟较晚，法律标准、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存在差距，有时会与欧盟整体立场产生分歧，有时会更靠近美国。不过，东欧国家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在大方向上仍会追随欧盟共识。
总体而言，我认为欧盟内部确实存在不同声音，但更要看到的是：欧盟在对华采取更严厉政策这一点上的共识正在不断加强。
观察者网：结合德国自身的情况，它的对华态度在欧盟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欧盟对华政策出台方面，德国的意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史世伟：德国相对来说更赞同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主张加强合作。在文化、互联网等方面，德国也支持提升"中国能力"，比如学习中文、促进青年往来等。德国经济界的利益集团总体上也对中国比较友好。
但需要注意的是，欧盟在贸易政策上拥有100%的管辖权。虽然重大事项需要成员国投票，但经济领域的投票通常采用"特定多数"原则。以中国电动车关税为例，德国投了反对票，但只要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三个大国同意了，德国的反对就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德国在贸易政策方面的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在投资领域，过去主要由各国自行管理，但欧盟已于2022年开始实施统一的《投资审查法》。该法强制每个成员国都必须建立投资审查机制，并且如果欧盟层面认为某项投资违反了规定，例如涉及军民两用技术，欧盟委员会可以向相关成员国提出"建议"，要求其进行审查。虽然这种建议不具有强制效力，但政治压力很大，成员国通常难以忽视。因此，欧盟在投资审查方面已经拥有了相当强的协调和约束能力。像匈牙利这样原本审查较松的国家，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从机制角度看，欧盟的力量实际上在增强。而且，由于美国和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欧盟越来越意识到"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重要性--这本身就是"战略自主"的核心目标之一。因此，不要对德国等个别国家的立场寄予过多期望。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磋商、双边外交等框架条件，争取有利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需要认真研究欧盟内部的法规。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市场并没有完全对中国关闭--中欧贸易仍有大量顺差，商品还是进去了，因为有些东西，比如光伏构件，欧盟确实无法自己生产。
面对碎片化的欧洲市场，中企该怎么办？
观察者网：抛开对华竞争的因素，欧盟自身工业竞争力下降的根源是什么？
史世伟：从数据来看，欧盟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从原来的2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4%。正因如此，他们才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要重新回到20%的目标。比如汽车这样的传统优质产业，欧盟不想放弃，同时也在强调高科技和未来产业。
但从根源上看，欧盟近年来有些过于自大了。以汽车为例，他们长期专注于传统燃油车，比如德国在柴油技术上投入巨大，虽然也面临气候变化目标，但转型一直犹豫不决。此外，欧盟自身还存在市场碎片化、人口老龄化、官僚主义、社会福利政策僵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其中，内部市场碎片化尤为突出。《德拉吉报告》指出，即便被认为是统一程度最高的货物单一市场，内部贸易壁垒相当于对商品征收44%的关税--原因是各成员国标准不统一等，导致市场远未真正打通。
在融资和资本市场方面，统一性更差。各国都有自己的银行体系、金融法规和企业法。最近欧洲议会提出了所谓"第28制度"（28th Regime），意思是27个成员国之外再搞一套统一的企业法，因为目前各国在企业注册、破产、最低资本标准等方面各不相同，导致在一国成立的公司很难在另一国开展业务。德拉吉报告认为，内部市场碎片化是欧盟最大的竞争劣势。
此外，俄乌战争以来，能源价格高企、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会力量强大也是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专业人才短缺进一步强化了工会的议价能力，雇员更关注自身工资和福利，导致整体成本居高不下。
总体来看，欧盟工业竞争力下降，固然有中国快速发展的外部对比因素，但更多是自身结构性问题。欧盟内部的经济学家也存在分歧，但多数倾向于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出在欧盟自己身上。
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于2026年3月4日由欧委会正式公布。这是欧盟为扭转制造业衰退（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17.4%降至2024年的14.3%），应对全球产业竞争加剧与地缘政治风险而推出的核心产业战略。核心目标是在2035年前将制造业占欧盟GDP比重提升至20%。
观察者网：目前，欧盟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投资活动和产业链布局的具体冲击还有哪些未被充分讨论？您认为，中国未来还可以补充哪些更有效的反制或对冲手段？
史世伟：今年7月1日即将实施《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其中明确强化了对现有货物、技术服务及数据出口的管制措施，规定某些敏感领域未经批准不得出口。就像ASML在美国压力下无法对华出口一样，过去在很多军民两用敏感领域，出口本就受到限制，中国自然也要采取相应措施。
该规定还明确，中国在面临外国设置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时，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将不受欢迎的外国个人或组织列入名单，实施贸易和投资禁令。这意味着，在过去的WTO诉讼、法律反制和贸易反制之外，中国有了更明确的法律框架。新规一方面限制了欧盟将中国反制措施认定为违法行为并提出法律挑战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主管部门能够比以往更系统、更高效地应对外国的贸易和投资限制。
因此，双方必然存在博弈。欧盟肯定希望中国做出让步，比如《工业加速器法案》中规定：若某一行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40%，外来投资只能占49%，并且必须强制进行技术转让。中国自然会认为这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措施。所以，双方会在谈判中寻求一些妥协，比如中国可能同意增加进口德国或其他欧盟国家的产品，或形成一些常态化的贸易安排。
但总体来看，双方不会演变成像中美之间那种烈度的全面贸易战。
要知道，中国对美国都没有服软，而且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其实高于对欧盟。所以欧盟自然也会意识到，如果对中国采取过激措施，必然会招致强烈的反制。
这样一来，像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在国内经济界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很可能会通过欧盟的机制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欧盟发动一场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胜算太低。不过，这并不排除欧盟仍会推出一揽子针对中国的新举措，比如加强合规要求、设置绿色壁垒等。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确实需要重视欧盟的合规问题。但也要看到，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中欧之间仍有重要的合作空间。像碳关税这样的政策，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的，我们也需要认真研究并做出应对。
目前，这些政策不确定性已经对中国企业产生了一定影响。据我了解，不少原本有意进行并购的企业现在持观望态度。比如在德国，中国企业过去对机械制造、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很感兴趣，但现在环境不明朗，许多企业选择等待。
另一方面，德国自身也面临着激烈的对华竞争压力。过去德国大量向中国出口炼钢设备，如今中国已经不再需要这些设备，整个行业合作几乎停滞。即便是航天领域，过去中国相对落后，但当前中国也在快速崛起。德国对华出口下降、进口减少，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本身就是双方经济关系变化的反映。
因此，欧盟不应总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动辄说中国是"制度竞争对手"，把问题归结为不公平竞争。相反，他们更应该从自身找原因。比如推进改革、降低成本、反对官僚主义、适当增加劳动时间等。现在德国一些以联邦总理默茨为代表的相对保守政府官员也在呼吁："我们要多工作，要多劳动。"企业界也表示："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干，不要怕竞争。"我认为，这才是更关键的方向。
图为苏州太仓港准备运往欧洲的大量汽车纽约时报
观察者网：根据您的观察，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外，当前中国企业对于欧洲的普遍态度是什么样的？是部分受到打击比较严重的企业反应更加强烈，还是说由于当前欧洲政策不稳定、市场准则复杂、环境不利等因素，导致中企对欧洲普遍持谨慎甚至劝退的态度？
史世伟：确实，不同行业的企业感受不同。中国对欧出口中还有约20%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成衣、家具、灯具等。这些年欧洲经济增长缓慢，但作为发达福利国家，其消费能力并未明显下降，因此这些领域的出口受影响不大。
前一段时间，欧盟针对Temu等中国电商平台的包裹加税--150欧元以下的包裹，每类HS编码商品征收3欧元的临时统一关税。（今年7月1日生效）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处理大量包裹确实产生成本；二是存在不少不符合欧盟标准的假冒伪劣产品。但欧盟并没有禁止进口，毕竟中国商品物美价廉，这类消费品出口仍然大量存在。
再比如化工产品，尤其是有机化工。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其实应该主动放弃能源密集型产业。钢或许可以保留一点，因为完全无钢对国家是个问题，但化工产品大量从中国进口已是事实。光伏行业更是如此--欧洲几乎没有光伏板的生产能力，虽然组装和服务可能还在当地，但光伏原材料和模版基本全部从中国进口。欧盟虽然有关键原材料法案，规定从单一国家进口不能超过65%，草案中的"三供应商规则"还拟要求单一供应商采购比例不超过30%-40%、其余零部件至少来自三个国家。但最终采购时，成本优势仍然压倒一切。实际上，欧洲在光伏领域已经相当于放弃了本土制造。
汽车行业的情况也不同。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的关税，基本封死了市场。但欧盟没有这么做。欧盟对中国纯电动车加征的关税叠加后大约27%（10%基础关税加上17%左右的反补贴税），而比亚迪的车至少比欧洲同类产品便宜50%，所以即便加税后仍有竞争力，出口依然可行。更何况混合动力车型不受该关税限制。
因此，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态度确实不一样。那些受到直接打击的行业--比如电动车、光伏等--企业会更为谨慎，观望情绪较浓。而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化工等领域的出口仍然平稳。
总体来看，欧洲市场的不确定性确实在上升，但并非对所有中国企业都构成"劝退"效应。欧盟的政策仍是行业性、局部性的，尚未升级为全面贸易摩擦。中国企业会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和欧洲政策动向，做出差异化的判断和应对。
欧洲的问题不在外，而在内
观察者网：史老师，您身在柏林，如果请您评价一下，您觉得目前欧洲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欧洲现在与俄罗斯处于对抗状态，和美国前段时间关系也闹得非常紧张，如今又与中国出现严重的贸易摩擦，可谓"四面楚歌"。
史世伟：我认为情况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严重。
首先，俄罗斯在欧洲眼中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敌人。但有趣的是，就在最近，德国的一些企业还去参加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因为战争原因，前两年欧洲企业基本都不去了，但战争拖得太久，欧洲方面也没办法完全隔绝。德国这个国家太依赖外贸，那些在俄罗斯有投资的汽车厂虽然基本停产，但并没有出售资产。在欧洲国家，政治和经济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分的。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但不能直接命令企业"不许去"。
所以，依然有一些企业去了俄罗斯。当然，总体而言，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明确--如果乌克兰顶不住，俄罗斯可能进一步支配欧洲，这在他们看来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
其次，与美国的关系，欧洲视之为"盟友内部的矛盾"。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同时，欧洲加强自身防务建设，对实现"战略自主"也有好处。至于中国，就是我之前讲过的"三重定位"。
现在欧盟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内部的碎片化--政治上很难达成共识，尤其是右翼势力的崛起。法国很快可能要面临国民联盟上台的局面。德国九月份有关键的地方州选举，选择党在东部两州的支持率已经超过40%，从理论上来讲，单独组阁或许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问题是，这个党在宪法保护委员会看来具有"右翼极端主义嫌疑"，如果它能在选举中拿到40%的选票，你能怎么办？根本无法阻止。
在2025年2月23日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了20.8%的得票率，赢得了152个议席，成为议院中仅次于联盟党的第二大党。
观察者网：右翼崛起在欧洲正在成为一个趋势，您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
史世伟：过去德国政治其实挺稳定的，长期走中间路线。但现在极端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以选择党为例，他们公开挑战德国战后的历史共识。比如，德国每年会庆祝二战结束--盟军战胜纳粹德国，解放了德国，这是战后德国全民的基本共识。但选择党却说：这没什么可庆祝的，它给德国带来的只是一场灾难。
为什么德国会出现这样的分裂？这与两德统一有关。东德过去没有经历过西德那样的去纳粹化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还保留了一些德国自己的东西，只是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统一之后，东德人也要为自己的身份寻找依据--他们会说：分裂又不是我们搞的，是战败后被强迫分裂的。于是，他们强调德国统一靠的是"德国自身的东西"，而"德国自身的东西"恰恰容易与纳粹时期的日耳曼民族主义产生关联。
这种内部认知的分裂，也让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始终抱有怀疑。当年法国和英国都不愿意德国统一，欧洲的一些小国也一直对德国有所保留，甚至有些人认为欧盟就是德国称霸的工具，欧洲中央银行不过是德国中央银行的扩展版。
再看德国的战后教育。主流叙事一直是：战胜希特勒是对德国的解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强调：整个德国对战争负有责任，这不只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罪责，因为德国民众当年也确实真心支持过希特勒--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民族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被允许的。而现在选择党如此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就是要搞"德国认同"。舆论上的这种对立，证明这个国家已经非常分裂了。
所以，我认为这绝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甚至可能愈演愈烈的深层问题。
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
观察者网：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所带来的政治撕裂，其背后除了历史原因，还受到哪些现实因素的影响？
史世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现实因素。
第一是经济发展不景气，尤其是东西德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毕竟四十年的分裂，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弥合的。
第二是难民问题。近年来，德国接收了大约300万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乌克兰。这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不少人把整个家庭都接过来，被指责为滥用难民身份。
第三，与欧盟有关。当时一些德国人认为欧盟官僚主义太严重，德国付出太多，主张民族主义甚至退出欧盟。后来选择党不再明确提退出欧盟，但主张将欧盟逐渐削弱到类似早期关税同盟的水平--当然这几乎不可能，但这仍是选择党政治纲领的一部分。
不过，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难民。从2015年开始，难民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大。法国也存在类似问题，但情况有所不同：法国北非裔移民不认为自己是被动接受的难民，而是"法国人"，且经常发生动乱，融入问题更为突出，某种意义上危害更大。德国的问题则主要是难民数量太多。
默克尔当年接纳难民，人道主义是一方面，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叙利亚难民大多是年轻男性，从长期看可以补充德国劳动力。但后来人数实在太多，对德国的民族和文化保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存续造成了较大冲击。
经济层面，德国的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火车、公路、铁路桥到处都在修。以柏林为例，据当地统计，有六分之一左右的桥梁如果近期不修就会垮掉。德国虽然拿出了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基金，但由于官僚主义，资金使用率低，审批流程也特别漫长。此外，许多地区还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
这些现实因素叠加在一起，为选择党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柏林约有6000名无家可归者，但紧急避难所的床位仅有1144个。
观察者网：德国经济过去三年基本停滞，德国央行预计2026年GDP仅增长0.5%，低于去年12月预测的0.6%，2027年增速从1.3%下调至0.8%。这些数字体现在通胀、物价、就业率等指标上是什么样的？史老师能否谈谈直观感受？
史世伟：德国现在通胀确实很厉害。影响最大的是取暖用的天然气--从2022年战争开始，天然气价格一下子就涨了一倍多。现在虽然略有回落，但基本上还是2021年的一倍以上。电费虽然也涨了一些，但德国电力市场竞争比较激烈，而且目前50%以上靠可再生能源，所以电费的影响相对没那么大。不过，基础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只占30%左右，因为德国纯电动车的普及率才不到5%，大量还是燃油车。
就业方面，德国整体还是缺人的，号称有60万个岗位空缺（比如IT行业），但同时也有200万失业者，结构性不匹配依然存在。不过相比21世纪初的400万以上失业人数，情况还不算很差。所以当前德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私人投资不足、通货膨胀和官僚主义。
德国政府正在酝酿一项改革，涉及养老金、法定医疗保险、劳动市场、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揽子方案。但我并不特别看好。最终肯定是一个妥协版本，很难达到2003年至2005年施罗德改革时的力度。那一次改革实现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大量短时工等），并将失业金与社会保障合并，要求失业者必须积极找工作，不能长期依赖救济。
现在的改革可能会实施一些较小的调整，比如医疗保险部分取消家庭保险中不就业配偶的免费，个人药品自付额从5欧元涨到7.5欧元等。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方向是让政府官员也开始缴纳养老保险--原来他们是不交的。
但这样的政策能起多大作用，现在还很难说。在德国，很多改革措施受到强烈抵制。
现在德国的平均基本退休金大约1500欧元。如果你在柏林租一个七八十平米的房子，光房租就要1500欧元，怎么活？只能部分依靠政府的住房补贴。所以德国现在形势相当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