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秀文，今年七十八岁，一个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我的街坊邻居，但凡提起我，没有不羡慕的。他们说，林老师您这辈子值了，退休前是重点中学的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老伴走得早，可您愣是凭一己之力把儿子拉扯大，培养成了美国名校的博士，现在是金融街赫赫有名的高管。您自己呢，身体硬朗，退休金比好多年轻人上班挣得都多，守着二环里一套一百六十平的大三居，银行里还有一笔足够您进最高档养老院住到一百岁的存款。有儿，有房，有存款，人生赢家啊。
每当听到这些话，我只是笑笑，不点头，也不摇头。人生是不是赢家，从来不是靠这些外部的标签来定义的。就像一双鞋，合不合脚，舒不舒服，只有穿鞋的这个人自己知道。而我这双鞋，外面看着光鲜亮丽，内里却早已磨得我步履维艰。
我的每一天，都像钟表一样精准。早上六点准时醒来，去公园里打一套太极，回来给自己做一顿清淡的早餐。上午看书读报，练练书法。下午睡个午觉，然后开始准备晚餐。我的生活里，最大的仪式感，就体现在这顿晚餐上。
这是我坚持了十年的习惯，从老赵走的那天起。邻居们都说我魔怔了，儿子林凯也劝过我，说妈您这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我没法跟他们解释，这对我来说，不是折磨，而是一种慰藉。仿佛只要我还这么做，那个爱了我一辈子的男人，就还没走远，只是出了趟远门，总有一天会推开门，笑着说："秀文，我回来了。"
可最近，这个仪式开始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因为我发现，我开始分不清现实和幻觉了。有时候，我真的会听到对面的椅子发出了轻微的响动，仿佛有人坐了下来。我甚至会像从前一样，夹起一块烧得最软烂的肉，想放进他的碗里，筷子悬在半空，才猛然惊醒，对面只有冰冷的空气。
我的身体，也开始发出警报。我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人，一辈子都在和公式、定理打交道，我相信科学，不信鬼神。我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幻听幻视，是我大脑功能衰退的迹象。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上周刚交过的水电费，这周又跑去交了一次。出门买菜，手里攥着钥匙，却满屋子找钥匙。最严重的一次，我炖着汤在沙发上看书睡着了，要不是楼道里的烟感报警器大作，惊动了邻居砸门，我这条老命恐怕就交代在那个下午了。
他做的一切，都像他本人一样，高效、理智、条理分明。他用现代科技和金钱，为我构建了一个看似万无一失的安全堡垒。他觉得，他尽到了一个儿子能尽到的所有孝心。
他确实是个孝顺的儿子，这一点我从不怀疑。从小到大，他都是我的骄傲。他聪明，自律，从没让我操过心。他出国留学，我拿出半生积蓄支持他。他在华尔街打拼，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家，从没跟他抱怨过一句。他最终选择回国发展，我高兴得好几天没睡着觉。我以为，我终于等到了养儿防老的这一天。
可我错了。我养了一个精英儿子，却好像失去了一个普通的儿子。他回到了北京，却比在美国时离我更远。他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以分钟计算的会议、报告和商务晚宴。他不是不想回家，是真的回不来。有时候他深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我早已睡下，第二天我醒来，他已经西装革履地出门了。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过着有时差的生活。
我理解他。这个时代，对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力争上游的男人来说，太残酷了。他像一个陀螺，被工作和责任抽打着，一刻也不敢停下来。我不能，也不该成为他的拖累。
所以我从不主动给他打电话，怕打扰他开会。我从不跟他说我身体哪里不舒服，怕他分心。我总是告诉他，我一切都好，吃得下睡得着，邻里和睦，生活充实。我用一个又一个谎言，为他编织了一个"母亲晚年幸福"的美好图景，好让他能安心地在外面冲锋陷阵。
直到那天，我摔倒了。
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几秒钟后，强烈的求生欲让我恢复了理智。我开始冷静地分析我的处境。手机在卧室，我爬不过去。座机在客厅，同样够不着。智能音箱可以声控打电话，但我前几天嫌它总自己乱出声，给关了电源。我手腕上戴着林凯买的智能手环，有紧急呼叫功能，可我洗澡时摘下来放在了洗手台上，离我有一米远，那是一段我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
我第一次发现，那些儿子用金钱和科技为我打造的"安全堡垒"，在真正的危机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
我躺在地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浴室没开灯，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冰冷的地砖不断吸走我身上的热量，我开始发抖。疼痛、寒冷和恐惧，像三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扼住了我的喉咙。我开始喊，起初是"来人啊"，后来是声嘶力竭地喊着"林凯，林凯"。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听到了砸门声。是住对门的张姐，她儿子晚上来看她，发现我家厨房的灯亮着，人却没动静，敲门也没人应，觉得不对劲，就报了警。
消防员破门而入，将我从浴室里抬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张姐和她儿子焦急的脸。那一刻，我心里涌起的不是得救的庆幸，而是一种巨大的、无地自容的羞愧。我这个有房有存款、有精英儿子的"人生赢家"，竟然要靠邻居的偶然发现才能捡回一条命。
在医院，诊断结果是髋骨骨折，必须马上手术。我躺在病床上，张姐的儿子帮我跑前跑后地办手续。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林凯的电话。
"妈？怎么了？我这边正开会呢。"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急促。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林凯，我……我摔了一跤，在医院，可能要做手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是明显压低了声音的惊呼："什么？严重吗？在哪家医院？我现在就过去！"
"不行！您等着我！"他挂断了电话。
我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他会来，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来。
两个小时后，林凯终于出现在病房门口。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但领带歪了，头发也有些凌乱，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他冲到我床边，握住我的手，眼睛里满是血丝和自责。
我看着他疲惫不堪的样子，一句责备的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摇了摇头："来了就好。"
他立刻进入了"解决问题"模式。他向医生详细了解了我的病情和手术方案，然后开始打电话。他联系了全北京最好的骨科专家，安排了最高级的单人病房，又打电话给家政公司，预定了两个最专业的护工，二十四小时轮班。
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T条，滴水不漏。然后他坐在我床边，削了一个苹果，递给我，说："妈，您放心，钱不是问题，我一定给您用最好的药，请最好的医生。"
他在病房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手机响了不下十次。他一次次地跑到走廊去接电话，每一次回来，脸上的歉意就更深一分。一个电话打完，他走进来，满脸为难地说："妈，公司那边出了个紧急状况，一个很重要的海外并购案，我必须得回去处理……护工马上就到，我已经交代好了，您有任何事就找她们。"
我点点头，说："去吧，工作要紧。"
他俯下身，抱了抱我，在我耳边说："妈，等我忙完这阵，我一定好好陪您。"
他走了，病房里又恢复了安静。护工很快就来了，一个手脚麻利的中年女人，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她再周到，也给不了我想要的温暖。夜深人静的时候，伤口的疼痛和内心的孤寂一起袭来，我常常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我开始反思我这一生。我倾尽所有，培养出一个如此优秀的儿子，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他给我挣来一个富足的晚年吗？可是，当这些富足真正摆在我面前时，我才发现，它们是如此的冰冷。
这套一百六十平的房子，在我摔倒的时候，它的每一寸空间都变成了拉远我和外界距离的障碍。那些银行里的存款，在我躺在冰冷的地砖上时，它们不过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我引以为傲的儿子，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能给我的，也只是一个匆忙的背影和一句"等我忙完这阵"。
手术很成功，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又在家休养了三个月。这期间，林凯来看过我几次，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他给我买各种昂贵的补品，给我请最好的康复师，他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弥补他的缺席。
出院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给林凯打了个电话，让他周末务必回家一趟，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说。
他果然回来了。我给他做了一桌子他爱吃的菜，就像他小时候一样。饭桌上，我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一阵发酸。
"这是什么？"他擦了擦嘴，疑惑地问。
"你看看就知道了。"
他打开文件，脸色一点点变了。那是一份养老院的入住申请，还有一份房产委托出售协议。
我平静地看着他，摇了摇头："林凯，你坐下，听我说完。"
我把我摔倒那天的无助，把我在医院里的孤独，把我这几个月的所思所想，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我没有哭，也没有指责，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我用了大半辈子才想明白的事实。
"儿子，你没有错。你努力工作，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让我过上好日子，我都知道。是妈妈错了，我一直活在'养儿防老'的旧观念里，总觉得有你在，我的晚年就有了一切保障。可我忘了，你也是个普通人，你有你的事业，你的生活，你的身不由己。我不能，也不应该把我的晚年，全部寄托在你的身上。"
"我去养老院，不是因为你不好，恰恰是因为我想让你好。我想让你不用再时时刻刻惦记着家里有个独居的母亲，不用再因为不能常回家而心怀愧疚。我想让你能毫无负担地去追逐你的梦想。至于我，我也该有我自己的晚年生活了。养老院里有同龄的老人，有医生护士，有各种活动，我不会再那么孤独，真遇到什么事，身边也随时有人。卖掉房子，一部分钱我自己留着花，剩下的，都给你，就当是我这个当妈的，最后再支持你一次。"
林凯愣住了，他看着我，眼圈慢慢红了。这个在商场上杀伐决断、从不示弱的男人，此刻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声音里带着哽咽："妈……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忽略了您……"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他小时候我安慰他一样："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这不是谁的错，是时代变了，我们的想法也得跟着变。'养儿防老'，或许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新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自我养老'，是'社会养老'。妈妈想通了，也希望你能理解。"
最终，他同意了我的决定。
现在，我住进了一家环境很好的养老社区。我把我的大部分书籍和书法用具都搬了过来。我每天和新认识的老姐妹们一起散步、聊天、上老年大学。我参加了社区的书法社，还当上了小小的社长。我的生活，比以前在那个大房子里时，要热闹得多，也安心得多。
林凯每周都会来看我，不再是带着任务式的补偿心理，而是真正放松地坐下来，陪我吃顿饭，聊聊家常。我看得出，他身上的担子轻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这或许，就是我这个七十八岁的北京老太太，用大半生的经历，换来的最宝贵的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