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胜出,其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宅海湖庄园迅速成为候任政府的"临时司令部"。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特朗普与贴身顾问们在此地对可能出任下届政府关键岗位的潜在人选逐一进行面试和审议,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组阁提名的工作。新任班底除相对年轻化且对特朗普本人忠心耿耿外,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各类议题上秉持强硬甚至极端的政策立场。面对白宫西翼办公楼即将被"鹰派"势力盘踞的局面,世界不免担心会在未来四年面对一个非理性的美国。

2024年12月12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夫人梅拉尼亚(左四)、女儿伊万卡(左二)和当选副总统万斯(左一)陪同下,受邀到纽约股票交易所敲钟开市。此前,特朗普刚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

"群鹰荟萃"的政府提名人选

2024年大选期间,共和党阵营致力于突出特朗普的反战形象,频繁强调其作为一名"和平候选人"的特质,进而将选举描述为"不干涉主义者"与"好战主义者"之间的对垒。竞选期间,特朗普本人也不断恫言选民选择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就等于选择战争,宣称他重新执政后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特朗普还表示将不会招募在多项国际问题上持激进立场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出任要职,似乎印证了其在选举期间的反战态度。然而,随着未来美国政府关键岗位人选的陆续公布,一支颇具潜在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力量跃然于人们眼前,引发了从国会建制力量到民间的广泛质疑和反对声浪。

在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领域,获得关键岗位提名的人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侧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联邦众议员沃尔兹被分别提名为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前者的提名仍需走国会参议院审批程序加以确认,后者则可以直接由当选总统确定。在国会任职期间,此两人因在中东、拉美及涉华等议题上长期展现出进攻性姿态而成为华盛顿对外强硬派的代表性人物。已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国防部长提名的海格赛斯则多次明确反对美军的"多元性"(DEI,多样性、平等、包容)文化,强调军队必须回归"精英统治""强责任感"和"高杀伤力"的"正确轨道"。被提名为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斯蒂芬尼克曾因大肆谴责美国多名大学校长"未根除校内反犹主义情绪"而名声大噪,被特朗普赞誉为"坚定的美国优先斗士"。

经贸科技领域相关岗位的提名人选同样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特朗普坚定贯彻其税收和金融政策理念的决心。分别获得财政部长、贸易代表、商务部长提名的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提名的格里尔和卢特尼克将组成特朗普新政府经贸科技政策的"三驾马车"。这三人认同通过实施各类保护主义措施重振美国产业体系的合理性,主张以多种排他性限制政策捍卫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及科技领导地位。从风格偏好和政治立场看,三人均高度拥护特朗普"对外加税,对内减税"的税收政策,倾向于将提升关税作为消除所谓"不公平贸易"的关键手段。

打击非法移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议程具有相当优先的地位,特朗普坐回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第一天就会有所行动,他为此也组建起一支雷厉风行的执法团队。无论是获得司法部长提名的邦迪、国土安全部长提名的诺姆,还是副幕僚长提名的米勒以及白宫边境事务专员提名的霍曼,无不是"大规模遣返"等硬性手段的坚定支持者。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人将凭借他们与特朗普之间的高度共识,在美国政府内部形成一种极为强势的反移民文化,最终将实际政策所产生的压力逐步传导至与那些非法移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合法移民群体,并反作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生态。

发射"弓箭"而非伸出"橄榄枝"

"鹰派"(the Hawk)作为一种美国的政见标签,往往用于形容倾向于通过强力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群体,他们的影响力贯穿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早在19世纪初叶,以时任国会众议长克莱为代表的"战鹰派"(War Hawks)就主张用炮舰来解决美英两国之间的"主权纷争",并极尽能事地在媒体上煽动反英情绪,最终促成了1812年美英战争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和国务卿赫尔等秉持"国际主义"立场的人强烈支持美国全面开启战争机器以应对轴心国威胁,推动了美国最终放弃孤立主义原则选择参战。十数年后,在冷战铁幕之下,"鹰派"因主张使用军事威慑手段来遏制苏联而成为美国政治环境中的一支稳定存在的力量,并在卡特政府时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压倒国务卿万斯获得对外政策决策主导权时达到高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由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赖斯等人组成的"火神派"(Vulcans),以单边主义外交思想和先发制人军事理念为指南,在"全球反恐战争"名义之下相继推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可见,每当美国面临较大内外压力和挑战,"鹰派"力量便走到聚光灯下。当下,在美国政治社会矛盾尖锐化、国际影响力相对衰败和中国崛起的复杂背景下,秉持强硬观念的人物再度掌控美国政府,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美国的"鹰派"力量往往依附于某种特定的政治哲学而勃兴。在从美国建国之初到二战结束的时间里,这种猛禽的角色由强调"美国例外论"、支持对外干涉的"国际主义"者来扮演。他们笃信美国应当成为全球唯一的"自由主义帝国",主张以"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在海外拓展生存空间,为此不惜驱动国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步入冷战时期,反共成为驱动美国政府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意识形态,"鹰派"人物则以麦卡锡主义者和遏制主义者等身份持续影响内外政策,强化美苏之间的分庭抗礼。冷战后期,自由主义价值观开始与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保守主义思潮融汇合流,并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以"新保守主义"面目登上历史舞台。在主张通过强制手段化解外部威胁的同时,"鹰派"人物开始在政治议程中强调爱国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等内容。特朗普治下的"鹰派"力量作为"美国优先"理念的直接推崇者,更多遵循着一种此前尚未广泛呈现的行事逻辑,即在鼓吹保护主义的经贸政策和民粹主义的文化政策同时,在国际事务上拥抱审慎的孤立主义。在这种被称作"特朗普保守主义"的氛围下,美国"鹰派"演变成"特朗普鹰派"。

2024年11月7日,支持者聚集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私邸海湖庄园外庆祝他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候任期内的大多数决策都是在海湖庄园做出的。

"特朗普鹰派"受制于特朗普

2024年初,美国布朗大学学者约斯特等人在知名学术期刊《国际组织》上刊文,探讨美国政策顾问与所谓"进攻性决策"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鹰派"群体不仅倾向于夸大外部威胁,同时也具有将威胁传导至决策者的强烈冲动;在多个特定历史时间点,正是这种模式塑造了一种使用武力的偏好,驱动美国政府诉诸强硬乃至极端的决策。从这个角度看,人们确实有理由对特朗普2.0时期的人事安排感到担忧。但另一方面,考虑到特朗普独特的政治站位与施政偏好,这种担忧又不宜被过度夸大。

首先,特朗普将在新任期内紧握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的最终决定权,确保自己始终屹立在战略决策机制的"金字塔顶"之上。在美国传记作家伍德沃德看来,特朗普本人对于信息的获取持开放态度,让身边谋士围绕特定议题尽情辩论,进而在高度封闭的环境下自行做出最终定夺;那些尝试塑造特朗普观念和想法甚至与之"唱反调"的人,终会被报以"火与怒"(注:美国专栏作家迈克尔·沃夫2018年写过一本名为《火与怒:揭秘特朗普执掌下的白宫》的书,记述了特朗普首任初期的一些"宫斗"内情)进而扫地出门。特朗普首个任期时的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正是因为不同程度触碰特朗普的"逆鳞"而遭此类命运。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四年,那些期望向特朗普本人灌输战略纲领之外极端理念的"鹰派"人员同样仍将承受极大的政治风险。

其次,特朗普不倾向于动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问题。特朗普本人长期希望带领美国脱离全球地缘政治纷争,摆脱以军事优势追求"首要地位"的旧有路径,并将"不干涉"作为"美国优先"理念中的关键指导原则。截至目前,特朗普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也不吝在公开演讲中将自己标榜为"过去80多年来唯一未发动战争的美国总统"。在这种政策环境下,"鹰派"力量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的空间被压缩,经贸和科技等非武力议题转而成为该群体捞取政治资本的主要路径。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曾经作为"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卢比奥、沃尔兹近年开始转变立场,给自己的"鹰派"底色加贴"军事克制主义"标签。

最后,尽管特朗普2.0时期的"鹰派"官员均抱持高度负面的中国观,但其激进姿态也将受制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部署。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更倾向于寻求在经贸、科技领域,而非政治、军事或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华遏制,这一侧重也将影响"鹰派"内部的涉华力量变动。除前国务卿蓬佩奥外,在美国战略界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中秉持"新冷战"观念的前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博明均未能在特朗普新政府中谋得职位,或许也能从侧面说明特朗普2.0的对华战略重心对寻求挑战或颠覆中国体制并不一定感兴趣。若特朗普治下的"鹰派"力量能够从聚焦内政和国力竞争的视角出发看待中美战略博弈,美国与中国的未来互动或许会增加一些"边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