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开始逐步将重心放在改革开放事项中来。
在农村率先得到突破之后，小平同志尖锐的看出改革开放下一个重心所在——城市改革。
城市是经济的主体，也是改革开放不可忽视的一环。要想能够真正实现小康生活，完善国家内部经济结构优化，必须要对城市经济着手进行改革。
上海，便成为改革开放首要的“试验田”。上海在近代以来，凭借着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经济政策的扶持，迅速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核心城市。但是进入到二十世纪末，上海由于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缓慢起来。小平同志在1994年特地前往上海，同上海市高层领导人黄菊进行会面，他忧心忡忡的向黄菊说道：“这是上海最后的机遇。”
小平同志之所以要这样说，主要是此时上海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这点上，刚刚升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最有体会。
当他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此时上海GDP增速有几次跌破全国平均水准。很难想象，作为长江中下游的王牌城市，上海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上海此时最大的困境，来自于城市基础设施严重落后。
从全局来看正如总设计师所说，这确实是上海最后的机会。
此前广东省、福建省在改革开放当中迅速发力。利用港商、澳商的资金加持，以及国家优待政策的扶持，迅速在改革开放当中抢占先机。不仅GDP得到快速增长，并且人民的钱包也开始逐渐宽裕起来。甚至于去深圳、去广州打工，已经成为社会风潮。
而此时的浙江、江苏、安徽，在农业上同样取得惊人的进步。农民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城市活力开始源源不断的增加。
上海自身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存在。上海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需要外来人口进入加强自身活力。没有地理优势吸引外商注资、也无大批农业人口为经济增速，上海在改革开放这场竞速赛上确实已经落后于其他几个沿海省份。
要机遇，便需要从城市内部问题开始进行修正。中共中央在1990年提出，要求上海着手进行浦东开发，用新区产生鲶鱼效应带动经济发展。
但是直到1992年，浦东新区的发展仍旧停留在计划当中。黄菊此时作为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的组长，敏锐的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资金链不够充足。
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引入，才能够着手进行拆迁、修筑新型设施工作。黄菊提出观点，认为此时应当采用土地批租的方式，才能够给上海带来机遇。
当时土地批租并未有成熟的案例可供参考，项目计划一经发布，便引发广泛热议。为求平复舆论压力，黄菊决定通过电视讲话的方式，来解释说明土地批租的益处。
“用人家的钱拆除棚户建新楼，新楼带来商业和繁荣，还可以友善的改善市民居住条件。”
正是这段通俗易懂的解释，让短时间内各方的争论声音得以消减。土地批租计划非常顺利，城市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很快在短时间内便得到缓解。
从1992年开始的后十年当中，上海的城市建设的资金形成超过4000亿元的固定资产。其中政府的资金投入总数，仅仅占比达到20%。并且给城市带来的联动正面效应，远超出此前浦东开发小组的预期。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在经过严密的大数据分析之后。得出当时黄菊等领导提出的土地批租方案，最大的意义在于成功让上海回到世界的轨道上来。许多外国企业因为得知上海市政府的政策，慕名前往上海积极进行投资。
出口、金融等高端经济项目的开发建设，也让上海一扫颓势，开始回归到金融城市的行列之中来。
如果没有土地批租出现，上海经济增速、产业结构转型并不会如此顺利。石磊高度赞扬上海浦东开发小组的工作，认为浦东成功开发、开放对上海有着重要的意义。黄菊对上海抓住最后的机遇发展，确实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
三二一产业发展计划，被认为是黄菊献给上海最好的礼物。如果没有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的提出，最后上海是否能够快速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实际上非常难说。原本的上海，经济对依传统重工业企业的依赖度非常高。由于政策的导向往东南方向发展，使得上海工业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
三二一计划的出现，正是着手进行上海经济风向标的调整。
一是发展金融业，金融业走向繁荣，才能够让经济发展有充足的资金保障；
二是加强内外贸易数量，商业繁荣能够带来机遇；
三是提出通讯和运输业，必须要优先得到发展。
根据上海市政厅印发的刊物数据显示，服务业得以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年均增速达到13.8%，服务业GDP增值占比超过50%。服务业增值总产量，到2008时已经累积总金额达7350.43亿元，增速达到1.96倍。
强有力的数据，说明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上海已经构建出第三产业三大格局（大贸易、大流通、大金融）并且第三产业的地位，也开始因为显现出高于第二产业的实力，地位开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上海的成功转型，好处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内部发展水平的提高。由于上海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使得长三角地区得到反哺。
凭借着上海经济活力，江苏、浙江得到迅速发展。上海的成功，也对其他地区进行改革事务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除去土地批租之外，上海还率先推动国有企业改制、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国资改革，是上海拿出最成功的经济改革方案。当时官媒纷纷给上海打出高度评价，盛赞黄菊推动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认为其对中国经济深层次改革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上海速度的关键-国资改革
1993年，上海经过决议之后决定撤销国有资产管理局。这在当时可谓是轰动性的消息，此时上海正处在非常挣扎的局面之中。经济改革事项停滞不前，国有资产没有对经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外界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应当效仿他地，运用国有资产管理局来推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黄菊在多次谈话当中提到，认为这种观点实施难度非常的大。最大的缘由来自于，国有资产管理局难以提供有效的作用。国有资产管理局，自身的职权受制于级别，难以对国有资产达到有效的管理效果。上海的资本，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海量国有资产企业。这些企业是否能够顺利转型，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将会影响上海改革开放事项的正厅效果。
黄菊特地提到：“战略上、全局上，改革都是第一位。只有改革促发展，才能够在战术上、具体工作上，达到稳定的效果。”
1993年，上海撤国有资产管理局之后，成立国有资产新兴管理机构——国资办。国资办主任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担任领导，极大程度上解决国资管理局权限低、职权小的问题。
进入到1995年，此时上海已经成立五十多家市级国资管理公司，基本实现国资委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模式。以国资委——资产运营公司——企业三分层的模式，极大改变上海国资管理僵硬的问题。
上海的成功，让全国都感到信心十足。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汲取上海成功案例的经验，推出国资管理新模式。
至此，上海实现两个个圆满。圆满回到国际轨道上，让上海重新成为东亚国际化大都市；圆满回到长三角中心城市地位，开始发挥出自己的城市辐射作用，吸纳更多人才、资金进入上海。
自1998年以来，上海生产总值始终稳定保持在全国占比4%以上。上海模式开始被更多省份和地区所接纳，优秀案例带来的作用让全国经济进入到快车轨道上来。模范城市，再次被定在上海的荣誉单上。
荣誉满身的上海“先锋者”
上海的成功，给黄菊带来非常好的政治资本。如果将时间拨回到1992年，能够看到黄菊接手的上海政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重新调动上海经济展现出活力。这些举措，在当年来看确实是创举。
之所以黄菊取得成功，外界分析主要由两点决定。黄菊自身长期在上海工作，非常熟悉国有资产的改革事务，并且对改革开放的方向颇有研究。并且再加上中共中央自身的支持，才让黄菊有了放手做的机会。这点上，小平同志给了黄菊极大的权限。
1992年的春节，他在同中共北京领导人谈话当中自责道：“我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的时候，没有加上上海。”他对上海的定义颇为高，直接坦言道上海市是中国的王牌。认为只有上海搞起来，才能够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得到发展。
自1990年以来，小平同志坚持多次南巡到上海实地考察。来到闵行开发区，面对工厂的工人，他提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机器应该姓“社”还是姓“资”。”
他用承包制作为案例提出，国有资产的本质依旧是“社”，这点是大原则不能动摇。但是要学会引入外资，借力打力带动上海经济。
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一直颇为看重上海的意义。如果说黄菊是上海改革事项身体力行的先锋者，他便是上海经济发展背后的先锋者。解除上海对资产引入的顾虑，提出发展浦东新区的作用，上海得到发展背后离不开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每次在上海寻访的过程当中，都喜欢用朴实无华的话语激发上海市政人员的想法。浦东新区开发规划，是小平同志率先提出多修大桥、多搞基础设施建设。才让上海开始显现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样貌。两位先锋者的相互配合，才有了21世纪被视为东亚经济重镇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