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这样的排满口号，但就辛亥革命史而言，多半停留在了理论上。辛亥革命后，虽然满族的统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却也没有彻底消亡，而是走上了一条满汉"融合"的道路，驻防八旗就是一个好例子。
驻防八旗，除了具备国家军队驻扎重要地方的一般意义外，同时含有对人口众多的汉人进行监视、震慑的民族统治意义，但随着入关后的时势变迁，各省驻防八旗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长期养尊处优使得旗兵战斗力大大减弱，其次便是长期困扰着清廷统治者的"八旗生计"问题。
到辛亥革命前，连清廷的大吏端方也看出驻防八成为累赘已经百年了。国家每年耗费大量财政养的旗兵，在鸦片战争以来武器、战术的大变的情况下一无所用，而生活在各省的驻防八旗，大多憔悴贫困，靠借贷度日。
武昌首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当地驻防八旗首当其冲。
大体上看，驻防八旗在辛亥革命中的反应有三种情况：一是顽强抵抗，损失惨重；二是短暂抵抗，随即投降；三是和平转变。
第一种情况，对革命进行顽强抵抗，造成流血事件的驻防八旗，以福州、西安等地最为典型、福州方面，武昌起义后，当地革命党人活动十分积极。但福州诸驻防八旗实力较强，兵力达到5000人以上。将军朴寿和总督松寿都是旗人，对革命十分仇视。
起义前，立宪派控制的咨议局决议，要求松寿等交出政权，遭到拒绝。城内官僚士绅都力劝八旗满人投降，希望革命不流血，但未见成效，反而使得旗军加紧备战。
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都开始荷枪实弹学打枪、妇女也给了一把刀。协领文楷认为汉人仇满，更是组织杀汉人，以为抵抗。
起初，革命党人定于11月10日发动起义，但起义风声为旗军所知。8日夜，旗人开始到处放火，沿烧居民，打算玉石俱焚。革命党被迫当夜发动起义，前敌总指挥许崇智亲赴前线，旗军伤亡惨重，力渐不支，最终于下午竖白旗投降，总督松寿自杀，旗兵及妇女投河自杀的多大数百人。
到了10日，部分旗兵撤掉白旗，乘革命军不备，数百人劫夺大炮，与革命军短兵接战，最终被革命军所镇压。
除福州和西安流血冲突较为严重外，还有少数地方也发生了规模较小的流血事件，比如太原。
第二种情况，驻防八旗在短暂抵抗后投降。这种情况较为普遍，以荆州、杭州较为典型。
荆州方面，满蒙八旗兵额7000余人，实力相当雄厚，将军连魁虽怯懦，但主将恒龄却十分干练。荆州武昌、宜昌外围重镇，扼武昌上游之咽喉，因此武昌起义后，荆州八旗跃跃欲试。
11月19日，革命军先是招降但未成功，虽开始从外围攻打荆州。，双方多次接战，相持甚久。荆州虽然久攻不克，但内无粮饷，外无援兵，死伤旗兵家属跑到恒龄府邸哭骂。
恒龄是又气又怒，最终于12月10日早晨在堂中自戕，城内遂大乱。没有斗志的荆州将军连魁、副都统松鹤遂请日本领事及法国主教出面媾和。12月23日，荆州八旗正是缴械投降。
荆、杭二州委战而后降的典型，与之类似的还有嘉兴、伊犁、南京等处的驻防八旗。如伊犁方面，军民发动后很快占领将军署等地，而驻守北库的旗人顽强抵抗，后来再民军的努力下，旗兵"知为政治革命，无种族歧视者"，于是停战投降。
第三种情况，和平转变，以成都、广州最为典型。
四川是革命军发源地之一，在保路运动和同志军起义中，总督赵尔丰多次要求成都驻防将军玉崑出动八旗兵，镇压革命，但玉崑慑于革命运动的威势，按兵不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重庆、成都相继成立了军政府。在军政府与赵尔丰的斗争中，成都驻防八旗"严闭满城自守"。军政府于是在满城周围布置重兵，以防旗兵出击。
当时，满人中有主战的，也有主和的，玉崑犹豫不决，遂只能令旗兵坚守不出。后来旗人赵慧生等积极活动，将和平解决方案交给玉崑，玉崑意动，而军政府也派人在八旗中活动，号召旗人支持军政府，并保证对旗人"优予保护"。旗人中哥老会首领赵石卿也在军中与会党联系促成和平。在各方面积极努力下，驻防八旗同意缴械投降，革命军始终未妄杀一人。
辛亥革命始终都未演变成为一场屠杀满人的种族主义革命，在整个过程中，各省革命军对于满人驻防八旗，都制定了一下有待旗人的措施、条例、政策，即便是战斗最激烈的福州，在停战以后，对所有俘虏在拘留数日后，都遣送回家，并给了洋银一元、米一斗为安家之用。
综而论之，辛亥革命对于旗人来说，其实也算是一场解放，虽然旗人没有了高人一等的优待，但也把被少数满洲贵族奴役、驱使和战争生活中解脱出来。同时，自清中叶以来，下层旗兵生计问题日益严重，生活困顿不堪，却受制于政策无法从事生产，革命以后，这个问题便不存在了。最后，革命使得"旗汉分治"的枷锁被打破，加速了满汉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