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建立后极力向明朝称臣：伏望皇帝陛下，裁自圣心，以定民志
元朝末年的国家腐败也已经达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人民处在极度痛苦之中，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全国各地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出身布衣的朱元璋在这种情况之下，审时度势，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消灭各方割据势力，终于在1368年在南京建立了大明政权。同年9月，高丽国王听到"大明舟师万余艘泊通州、入京城，元帝与皇后奔上都"的消息后，立刻"令百官议通使大明"，为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做了必要的准备。
然而由于高丽统治阶级内部派别的激烈斗争，主张采取与元修好、与明疏远政策的政治势力占据了上风，导致了两国关系不断紧张。1387年（明洪武二十年），明军清除元残余势力纳哈出，控制了辽东一带。翌年，明朝在辽东置铁岭卫都指挥使司，将铁岭划入大明直辖之下。两国的铁岭争端由此而生。
3月，高丽国王辛禑与权臣门下侍中崔莹密谋攻打辽东，并将此计划告知大将军李成桂，李成桂力举"以小逆大"、"夏月发兵"、"举国远征，倭乘其虚"和"时方暑雨，大军疾疫"等"四不可"理由，坚决予以反对，但辛禑一意孤行。5月，高丽组织了近四万人的攻辽部队，以崔莹为总指挥，以李成桂为右军都统使。
然而，这场由高丽统治者发起的一厢情愿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是时，全罗、庆尚二道为倭寇巢穴，东西北面，方忧割地，京畿、交州、杨广三道，困于修城……八道骚然，民失农业……"而且出征的将士心怀恐惧，对这场战争充满厌倦，因此当军队行进到威化岛的时候，士卒纷纷逃亡。一些有识的将领纷纷要求班师回朝，而国王却固执己见。
李成桂建立朝鲜
在这种情况下，李成桂发动兵谏，从威化岛回师，并驱逐辛禑，立其幼子辛昌为王。1389年，李成桂驱除辛昌，立恭让王。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7月，在高丽左侍中裴克廉以及郑道传、赵浚等人的倡议推戴下，李成桂在松京（今开城）寿昌宫即王位，朝鲜朝建立。
朝鲜朝建立之后，李成桂积极谋求明朝的支持。在其即位的半年之中就先后9次派遣使节出使明朝。恭让王逊位之后，李成桂立即派遣知密直司事赵胖奔赴南京，向明朝详细说明李成桂被众拥戴为王的前因后果，陈述前朝昏王佞臣紊乱国政的情形，希望获得明朝的理解和支持。随后，李成桂又派遣前密直使赵琳赴京进表，表明自己在辽东征伐时所持的否定态度，并强调说："臣素无才德，辞至再三，而迫于众情，未获逃避。惊惶战栗，不知所措。伏望皇帝陛下以乾坤之量，日月之名，察众志之不可违，裁自圣心，以定民志" 。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由于明与高丽之间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如高丽绑架杀害明朝使者等外交恶性事件，对朝鲜半岛的新生政权心存疑虑，但是，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明政权同样急切地需要得到邻国的承认，地理位置特殊的朝鲜在明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因此，朱元璋在圣旨中表明了"其三韩臣民，既尊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 [7] 的明确态度，即承认了朝鲜朝的新生政权。得到明朝的首肯之后，李成桂立即上表请明朝在"朝鲜"和"和宁"之间为其选择国号，明朝回应："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甚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
李成桂执政之后，继续对明实行"事大保国"的政策。这种"事大保国"的观念，是从高丽王朝传承下来的。尽管高丽与元、明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高丽内部也存在亲元和亲明两种势力的斗争，但由于明朝的强大实力，高丽后期大多数官员基本上都能够审时度势，李成桂能够从威化岛退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高丽与明朝的交往中，明太祖曾要求他们"事大以诚"，而高丽大臣也提出"以小事大"才是保全国家的上策。这种观念不仅在高丽末期为多数人所主张，而且纵观整个高丽一代，也是整个统治集团一直秉承的同中国王朝交往的一项基本方针。从朝鲜半岛的历史来看，高丽王朝能在北宋、辽、金等中国诸强天下逐鹿中得以自保，这种"事大"观念的贯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是古代东亚历史上最悠久、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灿烂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之中，中国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所在，中国的皇帝就是这个世界的天子。在世界的五个方位中，中国居于"中"的核心地位。进入到封建社会以后，为这种"中心论"所催生的分封制度被中国统治者应用到对邻国的关系之中，这些邻国多在中国王朝的"册封"体制下与中国保持藩属关系。在国家关系之中，藩属国奉行"事大"原则，而宗主国则以"字小"为宗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思想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心中根深蒂固，并以此来指导与邻国之间的交往。朱元璋在接见朝鲜使者时也说："天下只是一个日头"。
朝鲜半岛深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正统思想的指导下，李成桂奉行"事大保国"的对明政策也是自然而然的。当然，这种政策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壬辰倭乱"时明朝出兵援助朝鲜，使朝鲜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