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传统的农耕社会，统治阶级都一直奉行着"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一政策自秦汉起，一直绵延至明清，可以说，在农业社会的确有助于经济的长效发展、社会的平足安定。
但在17世纪，这个世界摩拳擦掌、为资本主义发展添砖加瓦的时代，明朝的抑商政策显得尤为执迷不悟与落后，这也同样拉大了中国与英国经济发展的差距。
尽管统治阶级强力打压，但明末依旧孵育出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新的生产关系。
只是短暂的惊鸿一现却依旧无法抵抗抑商的高压政策；而另一边，英国的重商政策一片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两相矛盾的商业政策之下，最为明显的是税收结构的差异。而税收结构下的差异，又可以从征收种类、对象的差异入手。
明朝276年的历史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其间经历过万国来朝的恢弘气象，也有过阉宦横行的飘摇时刻。
封建国家财政支出首要保证的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其后需要面对的是官员俸禄、军费支出等，每一部分都不容小觑，故为了维系收支的平衡，统治阶级通常会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填补中央财库。
对于明朝而言税大多以赋、税、饷、徭等名称出现，缴纳方式有实物、货币、投工投劳等。从征税种类来看，主要包括商税、关税及军需矿税等。
1、商税
其中，商税即为商业赋税。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对商品流通业进行严苛的管制，对一些民间生活必需品或禁止流通，或采取"官营"垄断的模式，将盐、酒、茶、瓷、铁等重要贸易牢牢把控。
《明史·食货志四》载:"胃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其中，"引"是官方制定批准的经营许可证，若是没有"引"或"伪造引"，都将按照私盐的罪罚处置。轻者没收财产，重者甚至可论死刑。
在明末，高额的商人赋税已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明史·食货志五》曾记载:"崇祯初，关税每两增一钱，通八关增五万两。三年复增二钱,惟临清仅半，而崇文门、河西务俱如旧。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
此外，政治上的黑暗腐朽，各路贪腐对民众财产巧取豪夺，巧施名目增加民众税额，从中牟取暴利，使得工商业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年间，织造太监孙隆驻苏州督税，他结党营私暗中增加税额，一时整的苏州上下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2、关税
2、关税
关税包括海关税和钞关税，明政府沿江、河、海口岸设立关卡征收。
海关税主要是对于外国贡船附载来华售卖的货物，明初期海关不征收税款，正德至嘉靖年间，开始20%的实物抽分；钞关税，即明政府要求各地商户税款使用明钞缴纳，起源于宣宗宣德四年，至嘉靖八年，以每银5厘，折钞1贯；银1分，折钞7分的方式折算。
3、军需与矿税
矿税指明政府对特定种类的有色金属征收的特别税，万历年间，皇帝为丰富自己的"内库"，开始增加矿税，在万历二十七年，矿监税使搜刮矿税商税高达200万两，给矿商增加了极大的负担。
而至明末，内忧外患迭起，内里官员腐败、争权夺利；外则有后金虎视眈眈、农民起义军伺机而动。为此，朝廷为筹集军费，对田赋加派了赋银，主要分为辽饷、剿饷、练饷，统称"三饷"。
辽饷，是为筹措辽东驻军军饷对田赋的加派；剿饷，是筹措镇压农民起义所用军饷对田赋的加派；练饷，是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练兵军饷对田赋的加派。
不难看出，明朝这一阶段整体奉行对农业薄赋轻徭，对商业苛捐杂税的税收政策。在如此强硬严苛的税收压力下，普通商贾苦不堪言。一面抑商、一面增税，这种行为极大的剥削了当时的工商手工业，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大洋另一岸的英国，刚刚经历百年战争的失败、玫瑰战争的内部剧变，贵族权力逐渐弱化，宗教改革收回君权，政治环境渐渐趋于稳定，商业政策也逐渐走向开明。
财政税收制度上也迎来了重要的变革，旧税项被剔除，新税项兴起，各税项此消彼长，税收结构的变化侧面反映了商业政策的欣欣向荣。
从税收结构来看，当时英国的税收主要可分为领土税、关税、教区税。
1、领土税
中世纪时期的英国是封君封臣制度，这一阶段的国王要"靠自己过活"，靠自己养活的含义即为需依靠君王的身份来获取收入，其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征税。领土税就是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也被称为"近代英国税制的第一块基石"。
1551年，英国王室领土收入高达164490英镑，但高昂的领土税持续时间并不长，到1640 年，王室领土年均收入下降至123194英镑。
这也侧面印证了，英国的税收结构是在不断的变化，王领收入在下降，非王领收入在增长，表明其他领地贵族和城市在国家财政政策上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国家财政从国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
在13-17世纪中，英国大力促进海外贸易，改变了度量衡、币制和税收混乱局面，逐步消除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市场复苏的制度。
赫克歇尔认为，英国与大陆国家在重商政策的差异最终体现在英国重商主义保护的特殊形式，即农业保护和工业保护的紧密结合。
英国还设置进出口禁令或保护性关税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并且制定一系列工业法规来规范生产。将对农业的保护与对商业及工业的保护一视同仁。
3、动产税和教区税
动产税和教区税的征收通常是基于战争，用于军需。动产税是国王对全国俗人征收的一种直接税，也被称为"个人财产税"。教区税则是以教区为单位，向俗人和教士征收税款。
14世纪英法战争期间，英国议会先后批准了征收 1/15 和 1/10 动产税，后又征收"教区税"10 万英镑，到 1374 年，全国各地区俗人已交纳了 49600 英镑，用以应对战争。
4、济贫税
济贫税即为救济穷人的税款，英国政府规定按每个居民的财产比例交纳，有效保障济贫资金的持续供给，用来缓解贫富差距。
都铎政府在饥荒年间根据国内谷物价格和供给，严格把控物价，打击囤积居奇者，以维持本国粮食稳定供给。
1534年，政府在《都铎王室公告》中规定，没有国王颁发的出口许可证不能出口粮食；1555年议会通过法令,禁止运送食物出海。1556年枢密院更是设立了粮食管制委员会。
英国的税收结构从旧有王室领土收入为主开始渐渐向多税种分散，同时加强海外贸易，降低对外关税；对内农业、畜牧业已展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农业经济较为活跃，市场贸易渐渐兴起，政府也积极鼓励工商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的抑商政策与英国的重商政策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造成两个国家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差异。
1、政治环境差异
对于明朝而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得整个社会环境是保守且封闭的。长久以来的小农经济使得统治阶级偏安一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哪怕是"郑和下西洋"开展的海外贸易，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宣扬国威，而非发展商品经济。
而反观之英国，经历了百年战争、宗教改革，英国打破了神权的桎梏，拿回了王权，着手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开展对外贸易，统治阶级对于发展商品经济是持一个鼓舞的态度。这一时段欧洲各国海外探险也热火朝天，这些行为都是为了打通封闭的航线，抢占贸易的先机。
2、生产力发展的差异
尽管明朝有过"万国来朝"的恢弘盛世，但其发展的生产力的本质仍然是小农经济。它依靠传统的农耕方式来维系国家的运转、百姓的生活。这种传统的生产力适应于封建时代，却不适用于地理大发现后的、打通全球范围贸易经济的时代。
而英国经历了政治上的变革、思想上的解放，他们已经率先迈入商品经济，开始如火如荼的开辟航线、进行贸易往来。
对于当时的英国内部来说，商品农业逐渐成为主流，毛纺织业蓬勃、羊毛价格的日益上涨、农村工业化发展，加之积极开展的海外贸易与殖民地掠夺，使得英国累积了大量资本。
3、税收结构的差异
对中国而言，明朝的税收结构主要为农业税、盐税、商税，其中农业税和盐税占据主要地位，约占 90％以上，而工商税不到 10％。
可见，明朝是以农业产值为主征税的财政收入国家。另一方面，明政府的税收政策也经过了一个由松转紧的过程，政府对农民实行宽松的税赋，对商业却处于一个剥削、压制的状态。
此外，随着政治腐败，商品工商业者身上的税赋压力愈发沉重，商业经济也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压。没有充足、宽松的经济环境，实难以继续发展商品经济。
而另一边的英国，从土地税为主，转型为以商业税为主，13世纪初期，羊毛业和呢绒业逐渐发展起来，国王征收的动产税与关税占据了税收主要份额，超过了领土税等封建收入。
王室丰富税收种类、积极扩宽税赋限制的举措，为工商业从业者打造了一个宽松、积极的商业环境，这个环境有利于工商业者积极的投身于商品经济，也进一步的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两种税收结构的差异可以看出两个国家整体财政收入、国民收入正在渐渐拉开差距。英国走向了商品经济的道路，开始渐渐为发展资本主义做积累，而同期的中国仍桎梏于小农经济，一昧打压商品经济。自此开始，中国开始渐渐落后于英国。
明朝和英国在同一时期，却实施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抑商与重商，两种政策也必然引导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抑商在早些的秦汉时期也曾起到积极作用，但却不适用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末，而英国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机遇，积极开展重商政策，实施弯道超车，为后期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明史》
《重商主义》：赫克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