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都称包拯为青天大老爷，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化身。俗话说得好：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但那样如此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包拯又是如何成为百姓心中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的呢？且看下文详解：

包拯认为，要严明赏罚，做到任人为公，还必须"以正克左右"开始。对于那些胡作非为的大臣，不管皇亲国戚，都决不能手软。

他说："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朝内外之臣僚，其有 "老懦贪残，苛刻奸佞"，不适合所担任之政府职务者，不管官职有多大，都应以时废退；应当选温良淳厚之士，置之于位，使海内昭然知本朝之所贵。

只有这样，才能灾异消于上，祸难息于下，五纬循轨，四时和顺，召天地之胁气，致邦家于永宁……。

张尧佐为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不学无术，为非作歹，不得人心。他倚仗裙带关系，阴谋夺取三司史(管全国财政税收的官)这个重要职务。包拯据理反对，再三上疏弹劾，与仁宗争论到音吐愤激，唾溅帝面的程度，终于罢掉了张尧佐的这一职务。

在经济上，包拯力主压缩开支，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国家需要的物资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平民百姓的一种手段，包拯对此坚决反对。

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荡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他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轻百姓负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商品生产。

他在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的官职)期间，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在任户部副使期间，他曾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把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

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使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有利于食盐流通。

包拯还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和逃役；还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其政治经济思想和主张，全在利国利民；作为清官，他时刻恪守着"爱民如子"的原则。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忠君利国爱民，是完全一致的。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当保护，决不能横征暴敛，更不能无法无天，任意欺压，否则，就要走向反面，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

因而，从根本上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 包拯从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主张爱民，所谓爱民，就是要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力有所保障，这就需要严明法纪。所以，作为清官，包拯遵循的另一条原则就是执法如山，具体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不畏权贵；二是与民做主，为民申冤；三是不徇私情。

不怕权贵，敢"捅马蜂窝"，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易的事。北宋时期，官僚、贵族、豪绅、恶霸通过既得利益的绳索连接在一起，盘根错节，沆瀣一气。要冲破这个庞大的关系网络，谈何容易。但包拯却迎难而上，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向达官贵人发起挑战，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汴京城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的住户既有平民，也有达官贵人。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 河水泛滥成灾，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

成灾的原因不在河道淤塞，而在达官贵人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成了一片，成了他们的水上花园。要疏通河道，消弭水灾，就得将这些堤坝挖掉，毁掉水上花园，而这样做，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是决不答应的。

包拯硬是不信邪。他画了地图，拿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的花园和堤坝一起拆毁。 有人自持权大位显，告到皇帝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宋仁宗也就不好再替皇亲国戚们讲话，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

包拯不畏权势，敢碰硬，还表现在他对待黑社会中的地痞、流氓、无赖等一类惹不起的社会渣滓的态度上。这一类人虽无权，但有势，同样危害社会和人民。对这样的社会渣滓，包拯也毫不手软。

有一次，汴京的一条街上发生了火灾，有些无赖竟然耍弄起包拯来。他们故意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一些地痞流氓想来破坏救火工作，便马上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在天长县时，包拯还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次，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了；农民告到包拯那里，包拯让那位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农民杀了耕牛后，那个无赖立即告到官府。包拯大怒，立即审问无赖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暗自吃惊：你怎么知道是我割的？惊惧之下，只得招供。其实包拯是经过推理作出的判断：杀人耕牛，是要借以害人，既然被害者犯法，害人者一定会乘机告状，包拯叫农民杀牛，目的就是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

在宋代，虽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但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普通百姓告状，不但手续繁多，而且根本见不到政府官员的面。所以老百姓依然是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这就给官吏豪强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

针对这种情况，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这就使老百姓有了申冤的机会。这一改革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此也可以看出包拯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对他们政治权利的尊重。

包拯执法，不仅不阿贵，而且不徇私，就是家人、亲朋、老乡，也一律不给面子。他在家乡庐州府任职时，他的堂舅父贪赃枉法，被人告发，包拯立即派人把堂舅父捉拿归案，依法量刑，照样打板子。由于包拯执法不徇私情，不开后门，任何人都难以从他那里打通关节，所以当时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