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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抄家是针对重犯的一种惩罚。一般来讲，抄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有两种组合。第一种组合是处死加抄家；第二种组合是流放加抄家。抄家，主要是抄没犯人的财产，尤其是贪官的赃款，再有就是抄没犯人的家人。古代最喜欢抄家的皇帝，是清朝的雍正皇帝。
在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也非常喜欢抄家。和雍正一样，朱元璋也是一个对贪官零容忍的皇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浙江一个县令因贪污的罪名被处死加抄家，抄没了所有的赃款以及家眷。这件事在朝廷中央，当时由左丞相胡惟庸亲自主持。由此可见，洪武一朝对于反贪这件事的重视。然而，身为百官之长的胡惟庸却不是一个好人。
胡惟庸的发迹，主要是李善长的帮助，当然他个人在朱元璋面前的表现也是非常有力的。从公元1355年（龙凤元年）到1377年（洪武六年），胡惟庸从一个小小的元帅府奏差一步一步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之位，只用了22年。当了左丞相后，胡惟庸的野心迅速膨胀，他号令百官，逐渐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很多国家大事他竟然敢不上报朱元璋而私自处理。至于贪赃枉法之事，更是家常便饭。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八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关于胡惟庸早年身份有两种说法：一，此人是是个村学究，也就是乡村教师；二，此人是个元朝的小官吏，干的想当是宋江之流的押司文书工作。不管什么身份，都说明胡惟庸早年混的并不好。所以，当天下大乱时，胡惟庸加入了朱元璋的反元武装。
史料显示，公元1355年，胡惟庸投靠了朱元璋的起义部队，得到一个元帅府奏差，也就是给领导通风报信、端茶倒水的工作。此时他就是一个小角色，相当于今天的通讯员。早年的胡惟庸为什么没有在朱元璋阵容显山露水；因为此时的朱元璋正处于打天下阶段，他最需要带军打仗的将军武士和运筹帷幄的军师两种人才。而这两种角色，胡惟庸均不在其列。
本来以为，这辈子没当大官命的胡惟庸，在跟随朱元璋的第十二个年头，突然时来运转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大人物--李善长。朱元璋的第一秘书。李善长从朱元璋起兵时，就跟着朱元璋，任朱元璋的长书记，可谓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笔杆子，很受朱元璋器重。胡惟庸、李善长和朱元璋都是老乡关系，同为濠州人。而胡惟庸和李善长还更近一层，不仅同州而且还同县，都是定远县人。所以，胡惟庸拼命的巴结李善长，据说是送了二百两黄金。李善长感觉胡惟庸不错，挺会来事，就向朱元璋不断的举荐胡惟庸。这个还是不胡惟庸发迹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历史发生了重要变化；改朝和换代。
公元1367年，朱元璋完成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的伟业，建立了大明王朝。此时，开国皇帝的朱元璋的用人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给胡惟庸的人生带来了转机。此时，开国皇帝"兔死狗烹"的历史定律残酷地显现出来。朱元璋开始杀功臣、杀战友了，他此时不再需要打天下的能臣武将，而是需要打掉那些能臣武将的"棍子型"干臣。所谓的棍子型干臣指；拥有奴才的忠诚，酷吏的本领，没有资历的臣子。从明史的记录来看，公元1365年，已经在基层奋斗了十年的胡惟庸只做到了七品芝麻官--宁国知县这么一个位置。但自改朝换代的1367年开始，原为知县的胡惟庸，由基层上调中央，不断委以重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洪武六年拜右丞相；洪武十年，升任左丞相。大名的丞相与历代不同，分左右，左相节制右丞，为百官之首。
胡惟庸向来自觉奋进、勇于任事，但同时，他也是个骄纵跋扈、恃权独行的人，随着权力不断扩大，他不仅擅自决定上下官员的生杀升降，而且凡内外奏章都要预览，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胡惟庸广植党羽，上门馈送金帛重礼攀附者不可胜数，而对于有嫌隙的徐达、刘伯温，他就想方设法欲置其于死地。
胡惟庸的这种行事风格也给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他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引起了同样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和中书省吏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
胡惟庸案历时十年，前后诛杀3万余人，波及之广、震动之大，史之罕见。但这些还不是最关键的，胡惟庸案对历史影响最大之处乃是朱元璋借此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权分六部，另设内阁。而内阁大学士乃至内阁首辅的权力完全不能与丞相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实行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废除，胡惟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手握大权的宰相。从此君权越来越大，臣权越来越小，明清时期皇权达到顶峰，而士大夫阶层则日渐卑微，乃至成了下人、奴才，这与唐宋时期有着极大的差别。
但是令人想不通的是徐杰等人所举报的胡惟庸劣迹，朱元璋都是心知肚明的，因为，这些是他赋予的特权，但为什么要在这时去清算？胡惟庸短短十年就官至宰相，这使得他愈发骄纵。随着权势的不断扩大，他可以决定官员的去留升迁，甚至掌握了多数人的生杀大权：他可以将对自己不利的奏章藏起不报，还可以暗地惩戒反抗自己的人，可以私下贿赂大臣，甚至可以将手伸向国防军事重地。身为宰相，各地官员都争相贿赂他，受到金银珠宝数不尽，这些，朱元璋都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却反而越发宠爱他。
随着胡惟庸的势力越来越大，可以说正是如日中天之时，被朱元璋一巴掌扇了下来。这个结果的起因就是胡惟庸的儿子在大街上纵马车奔走，掉下摔死了。胡惟庸没有禀报朱元璋就私自将驾车的车夫杀死，朱元璋听后大怒，让胡惟庸做出补偿，胡惟庸请求用金钱弥补，遭到朱元璋贬斥。从此，朱元璋开始了一系列的整治胡党行动，胡惟庸两年半的丞相任期也宣告结束。如果认为胡惟庸是因为日益骄横跋扈并有篡位之心而被诛杀，可是，胡惟庸骄横跋扈的时间如此之长，朱元璋难道一丝没觉察到吗？
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这就要求扩大皇权，削弱相权。朱元璋也不例外，况且他前面摆着元末的"宰相专权"的例子，这样，他怎么会掉以轻心，他只是做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黄雀，他先让胡惟庸与前宰相斗，然后通过胡惟庸之手灭除对自己有较大威胁的徐达、李善长等"开国功臣"，留下这个不足畏惧的胡惟庸。待到时机成熟，朱元璋便废杀了胡惟庸，同时，也废除了数千年的宰相制度，并且不准后人再立，若有人提请，格杀勿论。
胡惟庸也不过是朱元璋运筹帷幄的一枚棋子，被利用完了，自然就没有留他的价值，只需要找个借口，将其诛杀，这是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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