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有"内奸"嘛？
答案是不仅有，还是个女的。
7月14日，据多家国际媒体集中报道，伊朗安全部门在一场持续多月的内部排查后，确认代号为"凯瑟琳·佩雷斯·沙克达姆"的女子，就是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摩萨德在伊朗最高层的"深喉"。
消息既出，伊朗议会、革命卫队、情报部罕见地同时进入紧急磋商模式，原因并不只是"抓到一个记者"，而是这个记者在过去八年里用一篇篇反以文章、一场场高端沙龙，把伊朗国家安全的"玻璃罩"敲得千疮百孔。
沙克达姆的故事之所以令情报界侧目，首先在于她对自己社会标签的"精准叠层"。公开履历显示，她出生在法国的一个犹太家庭，大学时代便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知识分子"形象活跃于欧洲左翼论坛。
2017年，她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进入伊朗，随身带来的既有法国护照，也有一套精心打磨的叙事：皈依什叶派、与也门裔丈夫离婚、在文章中痛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殖民"。这种"自我否认式"的身份策略，让她在伊朗民众面前迅速获得"世界公民中的伊斯兰同情者"光环。
随后，伊朗最具影响力的官方英文媒体《德黑兰时报》连续转载她的长文；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公司邀请她做直播嘉宾；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方网站甚至为她开设专栏，讨论"犹太教内部的反殖传统"。在伊朗的政治语境里，这意味着她已拿到进入权力走廊的"硬通货"。
伊朗议员卡瓦克比安在闭门吹风会上透露，沙克达姆与超过120名军政高层、智库学者、军工企业负责人有过"深度私人往来"。这一数字若被证实，足以使她成为现代间谍史上单点渗透范围最广的特工之一。但需要澄清的是，所谓"个人魅力"并非简单的桃色陷阱，而是一场针对伊朗"熟人社会"结构漏洞的系统性利用。
伊朗安全体系长期由情报部、革命卫队情报局、军队情报局等多部门并行运作，彼此壁垒森严又暗中竞争。沙克达姆恰恰利用这种碎片化的缝隙：在革命卫队举办的"反极端主义"研讨会上，她获取了导弹地下基地的坐标；通过参加总统夫人的慈善午宴，她记录下了核科学家家属的车牌与日常路线；在议会外交委员会的闭门简报中，她旁听了关于纳坦兹离心机故障的详细汇报。这些看似零散的碎片，经由摩萨德的"拼图机制"整合后，便成为以色列空军与网络作战部队一次次"手术刀式"打击的坐标系。
当伊朗"反间谍"部门终于把疑点聚焦到沙克达姆时，她已于2025年6月下旬持土耳其陆路签证离境，随后踪迹全无。
伊朗随后展开的"内部整肃"颇具戏剧性：情报部突击搜查了数十名与她有过合作的编辑、司机、警卫；革命卫队以"潜在通敌"为由，暂停了三位少将的职务；德黑兰大学人文学院连夜召回她的讲座录像进行逐帧审查。然而，正如半岛电视台评论所言，伊朗真正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套已被对手深度内化的情报生态"。
从制度层面看，伊朗也并非没有反间谍立法。2024年底，议会曾通过《反渗透特别法》，将"向敌对国家提供战略情报"列为"尘世腐败"罪，最高可判死刑。但法律文本与现实操作之间存在巨大落差：革命卫队与情报部在审讯权限上相互掣肘；关键岗位的人事背景审查仍停留在"家族忠诚度"层面；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则因"统战需要"而网开一面。这种"制度性缝隙"让摩萨德得以在伊朗腹地经营起一张节点众多、互为备份的暗网。
沙克达姆事件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罕见地召开跨部门"闭门十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把"反间谍"从政治口号变成技术-制度工程。
据伊朗媒体透露，目前会议已达成三点初步共识：
第一，在总统府与最高领袖办公室之间建立"情报直通机制"，压缩多部门扯皮空间；
第二，对外国媒体从业者实行"年度安全积分制"，积分过低者即时吊销居留；
第三，也是最敏感的一项--对革命卫队与情报部过去十年的海外行动档案进行"逆向审查"，查找可能被对手反向策反的节点。
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堵住漏洞，仍取决于伊朗能否克服内部派系政治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双重掣肘。
但毋庸置疑的是，"沙克达姆震荡"已经迫使德黑兰承认一个尴尬事实：在现代情报战中，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边境外的导弹，而是那些能把自己变成"我们中的一员"的叙事大师。
综上所述，如果将沙克达姆与上世纪的川岛芳子并置，会发现两段叙事的最大差异在于技术环境与制度背景的变迁。川岛芳子依靠的是殖民时代帝国在华的特权通道，而沙克达姆利用的是全球化时代身份政治的模糊地带；前者败于战后审判的聚光灯，后者则在社交媒体与整容技术的掩护下全身而退。她的故事提醒着所有主权国家：当"敌人"可以娴熟运用你的语言、信仰乃至道德叙事时，传统意义上的边界、身份、忠诚都将被重新定义。
而反间谍战争的终点，也不再是抓住某个"女间谍"，而是能否在制度与文化层面，把一个个可以被对手利用的"自我漏洞"真正缝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