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不断推进，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这一场场关乎球队与国家荣誉的比赛上。然而，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对于足球运动的态度却颇为冷淡，这项风靡全球的运动难以进入美国的主流体育文化，被认为无法代表美国的文化与身份。但近期白宫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红牌的行为，又彰显出世界杯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门外：边境、锈带与好莱坞》一书的作者刘骁骞指出，美国对足球的复杂态度，本质上是在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才算"美国文化"。而在进入一套自己无法制定规则的体系之后，美国是否会尝试去理解它与世界的关系，还是会坚持将自己视为"世界中心"？
澎湃新闻：足球作为全球最为流行的运动之一，在美国这样一个体育大国却长期处于主流体育文化之外。您在书中提到，一些保守派人士甚至表示没有哪位曾祖父出生在美国的人会看足球，希望新美国人也能慢慢放弃足球癖好。在您看来，美国社会对于足球运动的复杂态度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态度是否也是美国建立自身身份的一种方式？
刘骁骞：我觉得美国对足球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文化选择。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现代体育体系建立的时候，橄榄球、棒球和篮球几乎同步完成了职业化，它们共同塑造了一套属于美国自己的体育文化。相比之下，足球更多来自欧洲（二十世纪上半叶）和拉美移民（当下），因此一直没有进入美国国家叙事的中心。
一些保守派人士说："没有哪位曾祖父出生在美国的人会看足球。"这句话当然有夸张成分，但它反映了一种身份焦虑：足球在他们眼里，不只是另一项运动，而代表着不断进入美国的新移民文化。
所以，美国对足球的复杂态度，本质上是在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才算"美国文化"。
不过，这种态度这些年也在发生变化。美国足球越来越受年轻人、女性和移民家庭欢迎，它正在成为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一面镜子。所以《门外》不是一本写足球的书，而是一本借足球观察美国社会变化的书。
澎湃新闻：作为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本届赛事原本被寄予促进三国伙伴关系与区域团结的期望。然而，近年来美国越发强调单边主义，与墨西哥、加拿大的政治关系也出现变化。近期伊朗队在美国遭受的不公待遇，更证明了特朗普政府将体育政治化的态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届世界杯复杂的政治意义？体育赛事是否可能成为展示国家力量的舞台？
刘骁骞：我认为世界杯从来没有真正脱离政治。
历史上，无论是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那一年阿根廷夺冠，是当时的军政府为了缓解阿根廷国内困境而做的假球）、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还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体育始终与国家形象、外交乃至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
2026年世界杯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第一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举办。本来，这可以成为北美合作的一种象征。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尤其是2025年）美国与两个邻国围绕贸易、边境、安全等议题不断出现摩擦（美墨边境移民危机，美国扬言要把加拿大变成自己的一个州），这种政治背景自然也会影响世界杯。
我在采访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美国并没有因为筹备世界杯而暂停自己的国内政治。边境执法、移民政策、签证审查，这些现实都仍然存在。
因此，与其说世界杯能够改变政治，不如说世界杯会把原本存在的政治关系放大，让更多人看见。
很多读者说，《门外》第一章"边境墙"的故事（来美国境内参加足球赛的墨西哥队需要在比赛前一天抵达，比赛结束当天离开），似乎在一年前就预言出伊朗队在世界杯的遭遇，这其实是因为这种故事一直在美国存在，世界杯放大了它。
澎湃新闻：联系到您在美墨边境的得州小城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的经历，在与当地足球队合伙人罗兰多的交谈中，他谈到球队入不敷出、球员害怕遭到严格的移民审查等困难。在您看来，是什么支持着这支球队生存下去？在足球尚未成为美国主流体育文化的当下，这支球队又是如何与当地社区产生联结，进而为当地带来凝聚力？
刘骁骞：创办十年来，布朗斯维尔足球队在最初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最近几年，收支才略微平衡。如果完全按照商业逻辑，它可能早就不存在了。真正支撑它的，其实是球队合伙人罗兰多的坚持和信念。他来自富裕家庭，完全可以离开故乡，去外地/外国生活。他的确也曾经去欧洲留学，最终选择回到老家。在和我接触过程中，他一直强调，自己在经营一支球队的同时，也在经营一种地方认同。
布朗斯维尔长期生活在美国主流视野之外，它距离墨西哥太近，又距离美国传统中心太远。足球恰好成为一种能够把社区重新连接起来的媒介。所以，这支球队真正卖的不是门票，而是一种归属感。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您在洛杉矶观看天使城队比赛的经历，一位球迷提到：这支球队似乎不在乎赢球，频繁更换主教练和球员，更关注营销。也有批评者指出，美国体育赛事的商业模式在于通过卖票、广告投放来实现盈利，本届世界杯的补水暂停也被视为卖广告的逐利行为。与欧洲足球长期强调地方传统和社区归属的俱乐部文化相比，美国职业体育发展出更强的商业联盟模式。您在观察美国体育赛事时，如何理解竞技价值、娱乐产业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刘骁骞：美国职业体育从建立开始，就是联盟制度，而不是欧洲意义上的俱乐部制度。联盟首先需要保证的是整个商业体系长期稳定，因此工资帽、选秀制度、转播合同，都围绕联盟整体利益设计。所以如果换了老板，球队可以随时搬到另外一座城市。
这种制度确实会让营销变得非常重要。比如我采访天使城队时，有球迷抱怨球队不断换教练、换球员，却始终保持很强的话题运营能力。但与此同时，它也是美国女足上座率最高的球队之一，年收入甚至超过一些男子球队，吸引了很多过去从未进过球场的人。
所以，美国职业体育更像娱乐产业的一部分，它首先追求持续吸引观众，其次才是竞技成绩。世界杯补水暂停引发商业讨论，也是这种逻辑的一种体现。
欧洲其实同样越来越商业化，只是商业化建立在更深厚的地方传统之上。因此，两者最大的区别不是有没有商业，而是商业依附于什么。
澎湃新闻：美国职业体育联盟中的球队常被称为"加盟连锁"（franchise），球队拥有者不受地域限制，随时可以迁移球队。在美国的足球领域，球队和球员不代表任何当地社群或阶层，社会也不指望它们在任何重大议题上发声。过去几年来，以梅西为代表的国际巨星加盟美国球队，但这些球员也难以和所在地区产生进一步的联结，这与欧洲足球中长期扎根于地方社区的俱乐部传统形成差异。在您看来，这种制度差异如何影响美国足球俱乐部与当地社区之间建立长期关系？
刘骁骞：欧洲很多俱乐部，本身就是地方历史的一部分。球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没有离开过那座城市，它代表着当地工人、街区或者某一种共同身份。美国则不同，很多职业球队本质上是一项资产，它可以搬迁，可以出售，也可以重新命名。因此，美国职业体育更多依靠品牌，而不是地方历史。
足球进入美国之后，也自然继承了这套制度。即便像梅西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球员来到美国，他首先带来的仍然是全球商业价值，而不是重新塑造一座城市的地方认同。
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例如布朗斯维尔这样的低级别球队，反而开始主动强调社区联系，因为它们无法依赖全国性的商业资源。
我觉得，美国足球未来真正的生命力，可能恰恰来自这些地方球队（例如布朗斯维尔球队和如果最终找到主场的水牛城足球俱乐部），而不是最大的明星。
澎湃新闻：您在玫瑰碗体育场向同行者提问："超级碗"只在美国举行，为什么胜利者却被称作"世界冠军"？同行者回答，这是因为美国的橄榄球、棒球和篮球拥有世界最高水平。而在足球等美国传统影响力较弱的运动中，美国社会又常常缺乏同样的参与热情，甚至会质疑这项运动的价值。您认为，这种选择性的全球主义体现了怎样的美国体育文化和身份认同？
刘骁骞：美国很多体育项目确实拥有世界最高水平，因此，美国人很自然地把本国联赛等同于世界最高舞台。这种自信有现实基础。但另一方面，美国也存在一种很有意思的选择性全球主义。
在自己占优势的项目里，美国很愿意把自己定义成世界标准；而在足球这样自身长期并不占优势的项目里，它又会显得相对疏离，甚至有人会质疑足球为什么值得关注。所以，《门外》一直想讨论的，不是谁更喜欢足球，而是美国如何理解"世界"。
足球是一项天然全球化的运动，它要求美国进入一套自己无法制定规则的体系。而美国过去更习惯于自己制定规则。也正因为如此，世界杯来到美国才格外有意思。它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次文化上的相遇。美国开始真正面对一个自己无法完全定义、却必须参与的全球公共空间。
美国例外论通常建立在一种自信上：美国相信自己制度特殊、实力特殊、使命特殊。但足球恰恰提供了一个尴尬场景--在世界最流行的运动里，美国长期不是最强者。一种应对方式是轻视足球：既然我不擅长，那说明它不重要。早年很多美国人对足球的嘲讽，其实就是这种心理。另一种应对方式是重新解释：美国人会说，我们在橄榄球、棒球、篮球上才代表最高水平。也就是说，美国仍然把自己熟悉的项目视为"世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