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令人费解的人物,他就是王莽。
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似乎远远超出了他所处时代的认知和水平，更像是一位穿越者,凭借着未来的知识和眼界,试图改变历史的进程。
那么，他到底做了那些超乎时代的事情呢？
汉运中衰，当让园传贤、易姓受命说
据《汉书·眭弘传》记载，帝元凤三年，发生了几件怪异的事，如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有断枯卧地的大柳树自立而生等等。
于是眭弘"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匹夫为天子者。……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眭弘在上书中称"先师仲舒有言"，则其论所据，乃今文之《公羊春秋》家说可知。眭弘建议汉帝求贤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此即《公羊》家"新周故宋"、"通三绕"之义。
后来，宣帝时的盖宽饶，元帝时的京房，成帝时的谷永等人皆鼓吹此说。
谷永在建始三年所上成帝的《对策》中还借言灾异，直截了当地指出刘汉王朝"王道微绝"，而有"贱人当起"(《汉书·谷永传》)。
盖宽饶习《韩氏易传》，京房乃《京氏易》学创始人，谷永则是一位《京氏易》学者，可见都是今文经学家。
西汉末年，这种"汉运中衰"论更盛，就连最高统治者也承认并接受了这套理论。如汉哀帝就曾在夏贺良等人的策划下，搞了一套改元易号，以示"再受命"的把戏(详《汉书哀帝纪》)。
当然，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本无法挽救西汉末年的危机形势，于是哀帝以欺妄罪杀了夏贺良。哀帝杀夏贺良，即等于宣告刘氏想靠自身"再受命"以汉祚的企图彻底失败，正如当时谶语所说，"一姓不得再受命"(《后汉书·公孙述传》引)，那就只有靠异姓"圣贤"出来取代刘汉王朝了。
这个异姓"圣贤"，自然就是王。
王葬篡汉学说
此说实与"易姓受命"说同出一源，亦为王葬篡汉的一条重要理论根据。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帝位传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革命"，如商汤伐，武王伐纣等;一是"禅让"，如唐尧之禅位于虞舜，虞舜之禅位于夏禹。
这两种形式都可以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盛行的"五德终始说"中找到理论根据。前者有建立在"五行相胜论"基础上的"五德终始说"(即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终而复始。
"圣王各应其德而王，又依次为居下一德之"圣王"所胜而代之);后者有建立在"五行相生论"基础上的"五德终始说"(即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终而复始。
"圣王"各应其德而王，又依次禅位于其德所生之下一德之"圣王")。王莽篡汉，走的是"禅让"的路子。
他为了把自己受禅于汉帝说成是顺应天命的、合理的,自然要鼓吹和利用"五德终始说"，并
按此说来排列自上古以来历代帝王的更替，建立起适合他的政治需要的历史系统。
他说尧是以火德王天下的，舜是以土德正天下的,火生士,所以尧祥位于舜。而刘汉王朝则是继尧之后又-轮以火德王天下的，王莽则自居舜后，有土德之瑞，所以刘汉当禅位于新养。
王莽篡汉后，于始建国元年就曾说，"予之皇始祖考虞帝(舜)受禅于唐(尧)。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汉书·王莽传中》)。
王莽还特作《自本》一书，以说明自己确为黄帝、虞舜之后。由上可见，这套五行相生、汉为尧后的理论对于王葬篡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套理论也是由西汉今文经学家发明出来，而后被王莽所利用的。首先提出五行相生论的，就是《公羊》学大师董仲舒。
在仲舒之前，盛行的是战国晚期邹衍一派阴阳五行学家所发明的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到西汉中期，董仲舒才又发明将五行按相生的顺序排列的新理论。
《春秋繁露·五行对》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士，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繁露·五行之义》亦有相同的说法。
《繁露》中还(五行相生》篇，专门阐发五行相生之义。既有五行相生说，就有人出来按此说排列历史系统，于是就出现了尧为火德，而汉为尧后的说法。这种按相生论排列的史统最早是由谁炮制出来的，今已不可考。
但从文献记载看，最先提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就是昭帝时的《公羊》学者眭弘，已见前引《睡弘传》。
到西汉后期，此说更盛，史统之排列也更完整严密，终于被王莽篡汉所利用。当然，《左传》中亦有汉家为尧后的说法，见于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八年《传》中。
但《左传》此说，唐以前人即以为不可信，且它与今文家建立在五行相生论和纬迷信基础上构成完整史统的"汉为尧后"说，有根本的不同，再则《左传》晚出，又出而即遭今文家之排击，故其说在西汉末年影响甚微，实不足以夺今文家助葬篡汉之功。
阴阳灾异
喜言阴阳灾异，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一大特点。将阴阳灾异之说附会于经学，亦始自《公羊》学大师董仲舒。
他在上汉武帝的《对策》里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仲舒传》)。
因此董仲舒治国,其法即"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同上)。后来西汉今文学家几乎无不言灾异。
而西汉中期以后今文家言灾异的主要议题，就是论证汉运中衰，当易姓受命。前所举眭弘、谷永之论，皆由推阴阳灾异而发。
可见阴阳灾异之说，适为王莽篡汉之资。
由今文家之言灾异，又发展为符命谶记。哀、平之际，符命谶记纷出，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符命或谶语被炮制出来。这些符命谶记的中心内容，就是在证明王莽应该当皇帝。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梓渔县的一个下流文人哀章所造的"金图书"。《汉书·王莽传上》说:"梓潼人哀章，……见养居摄，即作铜，为两检，署其一日'天帝行金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
'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审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
……即日昏时，衣黄衣，持至高庙，以付仆射。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旺神禅。"紧接着，王莽就下昭书，"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日新"。就这样，王莽凭着哀章伪造的"金匮"符谶，爬上了真皇帝的宝座。
王莽篡汉后，又"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以向天下人证明，他是慑于天命，迫不得已才做皇帝的，真所谓"天之历数在尔躬"!
符命谶记，乃西汉今文经学之末流。若溯其源，我们同样可以从董仲舒那里找到其理论根据。《童仲舒传》载其上汉武帝的《对策》中说:"臣闻天之所以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这里所谓"受命之符"，所谓"天瑞应诚而至"，即是鼓吹的符命谶记的一套。
结束语
总的来说,王莽之所以能够成功篡汉,除了他自身权力地位和军事实力外,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利用了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理论,如"汉运中衰"、"易姓受命"、"阴阳灾异"、"符命谶记"等,为自己的篡位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和神圣合法性。
他以这些理论为幌子,伪造"天命"和"天瑞",最终骗取了天下人的拥戴和认可,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野心。这反映出理论在操纵民心、影响历史进程中可能扮演的危险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