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已经过去66年了。人们说起那场载入史册的战役，耳畔就会响起《英雄儿女》电影里悲壮的插曲。眼前就会浮现出“向我开炮”那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王成的光辉形象。但是有更多的无名英雄，默默地葬身在上甘岭537.7北山的这一片无名高地上。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半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第七师和配属的韩二师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597.9和537.7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阵地上空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对于这场战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志在必得。狂妄至极的范弗里特原计划只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时间、伤亡200人便拿下上甘岭。然而，经过43天的激烈争夺，“联合国军”付出了25000余人的伤亡，也未能占领这两个小小的阵地。
11月16日，美联社悲哀地宣布：“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甘岭)是打败了。”11月25日，“联合国军”已无力再发动进攻，其“金化攻势”被我军彻底粉碎。上甘岭成了“联合国军”的“伤心岭”。
这次战役的策动者范佛里特后来公开承认：这次作战是“战争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的损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则写道：“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之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上甘岭战役期间，美军集结了自二战以来最为强烈的炮火，在小小的山头上接近300门美军大炮对此进行了狂轰滥炸。联合国军共出动17个炮兵营，大口径火炮300余门，飞机3000架次。发射炮弹190万发，投掷航空炸弹5000枚。战役开始前2天，仅美军第57野战炮兵营就发射105毫米炮弹2.6万发，第10野炮营发射1.6万发，第48野炮营发射1.5万发。
志愿军方面的火力其实也不弱，到1952年9月的上甘岭战役前，我志愿军全军共有山野炮、榴弹炮1493门，其中野炮507门、榴弹炮578门，此外还有高射炮988门、火箭炮162门。尽管与敌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经过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的锻炼，志愿军炮兵的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投入了超过133门75毫米以上火炮和30门120毫米重迫击炮，再加上24门火力猛烈的喀秋莎火箭炮。炮兵第209团参加上甘岭战役43天，参加10次战斗，用24门喀秋莎火箭炮给敌人沉重打击。
由于志愿军炮兵善于机动和集中火力，已经能够跟优势的联合国军炮兵抗衡，并展开激烈的炮战，且能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形成压倒敌人的火力优势，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和震撼。在战役后期，志愿军炮兵创造过一天发射9.3万发炮弹的记录，有力的支援了前线步兵的作战。志愿军的猛烈炮火，造成了美军上甘岭战役中70%的伤亡。
在此次战役中，涌现了太多的英雄烈士。有全军挂像英模之一的黄继光。在反击战中，为了保证反击部队按计划发起冲击，135团2营营部通信员黄继光主动请战，带领两名战友，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
有年仅19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在597.9高地9号阵地上，美军在其顶部的巨石下修成了一个地堡，我军攻击受阻，龙世昌果断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
这是我们上小学时，语文课本里《一个苹果》的插图。空降兵军史馆仿真复原的坑道里，把这个场景生动地呈现在眼前：135团5连运输员刘明生向前线运送弹药途中，在一个炮弹坑里捡到一个苹果，带上597.9高地坑道，交给7连连长张计发。
张计发把苹果交给步话员，步话员又将苹果传给重伤员……一个苹果在坑道里8个人传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连长手里。张连长沉默了一会，只好带头咬一小口，再往下传，这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两圈才吃完。
“一个苹果”就是上甘岭战役中团结友爱的真实写照，是生死与共的友情苹果。正是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把部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一滴水、一个苹果就可以决定一个生命存在和死亡的时候，更彰显出团结友爱的伟大力量！
李德生同志曾在回忆录中说，这次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志愿军总部、3兵团各级领导正确指挥下，所有参战各兵种各部队共同奋战的结果，也属于祖国，属于那些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的烈士和英雄们，属于每一个参加战役的干部和战士！……”
这些流血牺牲的烈士和英雄们,有的在后来的英模功臣名录里都找不到名字。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英雄赞歌》仿佛仍然回荡在上甘岭，回荡在537.7无名高地上，仿佛在讴歌着无数殒落在无名高地上的无名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