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南宋战乱时期，中央是如何实行联强攻弱地缘战略的呢？
建炎元年（1127 年），赵构在群臣拥戴下仓皇立国，是为南宋，行在临安。此时，金朝灭北宋后再次南侵，企图一举灭南宋。天会八年(1128 年)，金改变对宋作战方针，由原先的东西两路并进，改为以东路为主、西路为辅的策略夹攻宋朝的战略，金军集中力量从陕西一线加紧对南宋的入侵。对于金朝战略的改变，南宋统治者相应地改变了战略。南宋统治者意识到川陕于宋朝之利害关系，于是派遣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准备在川陕地区对金军发起新的攻势，以缓解金兵对东南的压力，宋金双方在川陕展开了激烈的争战。
在宋金双方激烈交战的同时，蒙古各部在蒙古草原上兴起，并不断对金朝的北部边境进行侵扰。蒙古的兴起对当时的地缘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促使地缘格局发生了变化。蒙古在地缘上与金邻近，并不断蚕食金朝北部边境，给金朝造成不小的地缘压力。至迟在庆元元年（1195 年），南宋政府已经知道“近来金虏被鞑靼侵扰”，只是“传闻不一”。对于此种情况，南宋政府自然是比较高兴的，下令内外诸军主帅整顿军备。蒙古的兴起在南宋朝野产生震动，并给南宋统治者带来新的希望和曙光，因为在南宋统治者看来，鞑靼对金朝北部边境的骚扰，可以大大减轻金朝给自身所造成的国防压力。统治者认为，“大抵以夷狄之衰，乃中国之利。”但朝中也有大臣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其中以真德秀为代表的一派，看到了金朝“有必亡之势”，同时也意识到此后欲“保固江淮，闭境自守”，恐不可得，“多事之端，方自此始。”
当新兴的蒙古贵族在北方草原日益壮大，南宋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改变，如何判断当时的地缘政治形势，关系到南宋采取何种地缘战略，是联金攻蒙还是联蒙攻金战略。这反映出南宋统治者对当时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和看法。
蒙古兴起后，南宋朝臣关于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乔行简为代表，假借唇亡齿寒，主张照旧给金岁币，以借助金朝的力量来抵抗蒙古。乔行简认为：“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故与币，使得拒鞑。”“遣使予币，为使吾捍御”。赵汝譡也认为：“存金以藩鞑”。宰相史弥远亦支持扶金以为屏蔽的主张，“欲予币”。企图借助金朝这堵即将腐朽的墙，来作为宋之掩护，以苟且度日。尽管从地缘上讲，金朝夹在蒙古和南宋之间，南宋与蒙古并未直接对峙，金朝的存在能够暂时缓解蒙古对南宋的威胁和以及减轻南宋北部国防压力，于南宋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是，宋人对于金朝的境况并不了解，“金虏自失国南迁，其势日蹙。……以河南数州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国（蒙古和西夏）方张之师，加以群盗纵横，叛者四起，土倾鱼烂，厥证具形。括马敷粮，公私并竭；交钞数万，仅博一餐。”可见，金军此时已经危如累卵。之所以不愿绝岁币，其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吾军政未修，一旦绝币，兵连祸结，岂不甚于行李玉帛之费”。甚至主张削减岁币，“削岁币，正名称，以为他日强敌之虑”。汪纲提出削减嘉定增添之数，还隆兴之旧。
金朝已经逐渐衰退并走下坡路，而新兴的蒙古贵族日益兴起并日渐强大。蒙古攻金不但不能给统治者以警惕，反而幸灾乐祸！南宋统治者非但不自立图强，反而不思进取，苟且偷安，想依靠和借助金朝的力量来抵御蒙古的进攻，进而确保自身安全的做法，似乎有点可笑，显得不合时宜。正如时臣刘爚所言：“彼（金）方奔窜不暇，何捍御之足言？”
宋蒙双方共同灭金之后，由于长期战火，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呈现出满目疮痍，一片破败凋零的景象。正如时人形容的“中原蹂躏之余，所在空旷”。金朝灭亡后，宋蒙之间就金朝的国土进行了瓜分。与金宋时期相比，蒙古与南宋的交接线又向南移了数十至百华里不等，双方以“约以陈（今河南睢县）、蔡为界”。在灭金后，两国的实际控制线“以陈、蔡西北地分属蒙古”，南宋在灭金作战中所获得的“泗（今江苏盱眙、宿（今属安徽）、涟（今江苏涟水）、海（今连云港西南）、亳（今安徽亳县）、蔡、息（今河南息县）、唐、邓诸郡。
南宋联盟攻金战略是统治者对当时地缘形势判断下的一种选择。统治者对当时地缘形势的分析认为：金将灭亡，而蒙古乃“猖獗小夷”，照此形势，联盟灭金于南宋有利。联盟灭金后，南宋领土向北推移，比金朝时领土增多，表面上看南宋似乎从中渔利，实际上，南宋统治者这种心存侥幸、自欺欺人的做法，只不过是送走了一只狼又迎来了另一只虎，处境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