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健林刚刚从短暂的"限高"风波中脱身，其子王思聪再度因旗下熊猫互娱的千万级被执行案件成为焦点。王氏父子相继陷入债务纠纷的漩涡，并非孤立的商业事件，而是万达帝国深层次结构性危机的一种外在映射。这场"父子同困"的戏码，揭示了万达在宏观环境转向与自身激进扩张后，所面临的严峻去杠杆考验。
一、事件脉络：父子同陷债务漩涡的来龙去脉
9月28日至29日，万达系接连曝出债务风波：王思聪担任董事长的上海熊猫互娱因合同纠纷被执行1210万元，执行法院为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而其父王健林此前被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限高"令，虽在3天后紧急撤销，却暴露了更深层的危机。
王思聪的千万执行款并非新发债务，而是熊猫互娱的历史遗留问题。这家2015年成立的公司曾是直播行业标杆，但2019年破产后留下大量债务，此次执行款便源于主播解约赔偿与供应商货款等旧账，这已是王思聪6年前因熊猫互娱债务被限高后的又一次司法追责。尽管其个人未直接关联万达集团核心业务，但家族财富与集团资产的深度绑定，使得万达的现金流压力必然传导至其个人商业版图。
王健林的"限高"反转则更具戏剧性。此次事件源于下属项目公司1.86亿元经济纠纷，万达称因"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3天内撤销的效率显示其危机应对的紧迫性。但这仅是冰山一角：万达集团现存10条被执行人信息，总金额超52.6亿元，47条股权冻结信息涉及415亿元，2025年新增的北京万达文化80亿元股权冻结更令债务状况雪上加霜。
二、自救之路：资产变现与模式转型的双重博弈
面对多重压力，万达已启动立体化自救。核心策略是"卖资产换现金流"：2023年以来累计出售85座万达广场，其中2025年5月48座核心广场打包出售预计回笼500亿元，还先后出让万达电影控制权、酒店管理公司等资产，仅后者就带来15亿元分红。同时引入战略投资者，2024年太盟等机构注资600亿元获取新达盟60%股权，2025年又联合险资设立合营企业接手资产。
轻资产转型是万达的长期赌注。其管理的商业广场从巅峰时472个缩减，2025年拟开14座广场中仅1座自持，其余均采用"代运营"模式。这种剥离重资产、保留管理权的路径，旨在降低负债压力，但转型成效尚未显现--2024年万达商管20亿元管理费收入，远不及超130亿元的年利息支出。
三、发展预判：资产依赖下的有限空间
短期来看，万达仍将延续"卖资产填缺口"的节奏。目前其名下仍有约200座万达广场及万达体育等资产，若债务压力持续，不排除进一步出售非核心资产。轻资产转型可能加速与险资、产业基金的合作，通过输出管理能力获取稳定收益，新华保险已通过股权投资接手14家万达广场，显示这一模式具备一定可行性。
但自救效果高度依赖资产处置效率。2025年万达需偿还境内外债券数十亿元，加上400亿元对赌回购款，而账面现金仅133亿元，流动性缺口达529亿元。若资产出售遇阻或价格低于预期，资金链断裂风险将急剧上升。
四、风险暗礁：三重压力下的生存挑战
万达的自救之路暗藏多重风险。其一，流动性危机难以根本缓解：惠誉数据显示其可用现金与短期债务比率已从2021年2.7倍降至0.2022年0.4倍，即便持续卖资产，也难以覆盖2990.3亿元总负债，2024年近400亿元到期债务与150亿元货币资金的缺口已凸显紧迫性。
其二，控制权稀释成不可逆趋势。引入太盟等战投后，万达商管持股降至40%，核心资产接连出售导致"万达系"话语权不断削弱，未来可能丧失对商业运营的主导权。
其三，品牌信誉受损引发连锁反应。王健林"限高"与王思聪被执行的双重负面，可能影响商户入驻信心与融资渠道，
而股权冻结常态化（2025年新增23条记录）更会加剧合作伙伴的信任危机。
结语：行业周期中的转型阵痛
万达困局本质是房地产高杠杆模式的必然反噬。父子同陷债务风波，既暴露了企业治理中个人与公司风险的绑定问题，也折射出行业调整期的生存困境。万达的自救虽短期能缓解压力，但唯有真正实现轻资产盈利模式的闭环，才能跳出"卖资产-还债务"的恶性循环。这场危机不仅是对万达的考验，更是中国商业地产转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