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史称"辫子帅"，是清末共和初兴之际短短十二日复辟闹剧中举足轻重的背后操局者。
率领部下三千"辫子军"从抗击法国殖民者，到操戈向宣扬民主共和的革命家，再到拥立旧王朝的没落王室重新登基，他的一生都以清王室的维护者自居，从未放弃恢复王朝旧制。
张勋死时无论是拥戴废帝溥仪的清朝老臣还是支持共和的革命志士大都对张勋发表了自己独立于本身政治观点的评价，或褒或贬立场不一，却无不肯定其在清末党派林立的纷争中作为旗帜鲜明的一股势力独行于世，无论善恶均是史册上难以忽略的一笔。
张勋生平的争议和轶闻一直受到历代史家与文人墨客的关注，他为人处事顽固刚直仿佛不识时务，却不乏游走于各军阀势力之间，挑拨军政要员争端，借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权谋与执行力。
他的所作所为并非一心秉公，却也着实不是出于一己私利，即使在复辟失败后为北洋政府赦免又请其为共和国民效力，他也坚决推辞并坚持维护清廷和废帝溥仪，至死方休。
张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何如此固执愚忠，他又坏在哪里？唯有历史环境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和答案。
是力战法军的名将，也是穷奢极侈的军阀豪强
张勋在晚年受族人所托撰写一部《松寿老人自叙》，虽是自传不免有主观偏好与回护，却也为当世及后世的史家提供了大量其生平史料参考。根据自叙，张勋早年出生于贫寒，祖父蒙受太平天国之难家道中落。
可以猜想张勋因此有对试图推翻清王朝统治者自幼根植于心的家仇国恨，也对"讨贼"一事有着自己的执念，或许他的保皇主张部分是出于正面认可清王朝的统治外，但也有从反面来说的来自对于破坏统治秩序的"贼寇"的刻骨仇恨。
张勋成年后经翰林许振祎保荐进入军界，当时清廷已有大厦将倾之势，与西方殖民者的战火燎至西南，乱世为张勋提供了阶层迁越的良机。于是在几次战功之后张勋被破格提拔，其后又跟随潘鼎新、张元春参与1884年清法战争，在这些接连不断的战事中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
张勋在中法战争中一骑当先，屡获战功，逐渐有机会涉足军政高层，与后来的许多军阀同僚都有了接触，也掌握了更多的权势并有了效忠于自己的军事集团。
张勋出身卑微而受清廷赏识、清朝高官引荐得以扬名立万，即使在后来清廷统治衰微，中央政府四面楚歌之际，张勋对清廷怀抱忠诚又时刻想要复兴王室统治，以及对违抗清廷的"逆贼"恨之入骨的理由，观其发迹历程便可知一二。
但另一方面，张勋的出身和见识也给他带来了发迹之后讲究皇室排场，纵情酒色穷奢极侈的旧王朝贵族官僚作风。
在国家被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正欲瓜分之际，张勋还以出行时士兵卫队的排面，八抬大轿和声色犬马为荣，每逢外出，即使是繁忙街市，也要关店封路，由警卫和仪仗队开道出行。
张勋与他一妻十妾的各种家事丑闻即使在北洋政府时期也是大街小巷从贵族名流到平头百姓都津津乐道、流传甚广的轶闻。张勋至死不愿接受共和政府的思想，剪去代表忠于清朝统治的辫子，在当时社会也是受到热议的一桩怪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勋仿佛是只活在旧时代的王朝权臣，与近代民主社会格格不入，他戴着旗人官帽露出小辫，身着清朝官服的形象，也和其他穿现代西服的北洋军阀相去甚远。
是光复清王室的中流砥柱，也是顽固保皇的愚忠者
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大臣们见国家内忧外患频仍、王朝大势已去，便生想要投靠共和政府之意，王室也考虑宣告退位。事实上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一个月内，北洋军阀旗下的中原多省便相继宣布独立，赞成共和体制。
而张勋则在廷上怒斥同僚，号召既为清朝大臣，便要尽忠于清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兴，若有犹疑想要投靠革命军的，张勋"即以贼视之"。
这样的宣告或许在过去千百年间的王朝宗室间并不鲜见，但在清王朝的统治末期，连王室自身都在犹豫是否要维持统治之际，仍有人如此立场鲜明地示忠，倒相当引人注目了。
张勋在清廷任职时为王室尽忠，而在时过境迁，任北洋政府高级将领时仍以前朝遗老自居，而时时刻刻想着复辟帝制，为清王室招魂。
即使同僚们大都认清事实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新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殖民战争做准备，张勋却还没有断了"讨贼"的念想，似乎在他眼里，中华不可能是平民的国家，只能是清王室统治下的国家。这种顽固保皇的愚忠在辫子军的掌兵体制上就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张勋是有动机，有能力又积极行动着的旧王朝顽固派，同样留着辫子、穿前清服饰的辜鸿铭深刻地接受了新思想，维护的是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学命脉，而张勋只是旧王室体制在新时代中投射出的阴影。
临时政府放任显然怀有复辟理想的军事强人掌握近似于私兵的地方武装，又让他得以参政议政并接触到临时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暴露出了在当时的临时政府中共和革命、保皇复辟和勾结洋人等各方势力互相之间的纠葛争端。
是借机复辟、拥立废帝的阴谋家，也是共和之敌，忤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者
虽然无法与姜维在投降曹魏之后还日夜策划重建蜀汉政权的忠义相媲美，但即使是在新政府麾下身居高位多年，张勋对清王室的忠心也确实诚心可鉴。
辛亥革命完成后，袁世凯时任临时大总统，收编了张勋统领的定武军，张勋也间接地帮助袁世凯称帝，以自己的军团为袁世凯打压各地反对他的革命者，但在他要求张勋剪去辫子时，张勋却不惜破坏联盟关系断然拒绝。
1916年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意见不一，张勋似乎看到了良机，便以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率辫子军北上复辟，请出当时的废帝溥仪做了短短十二日的皇帝，这种鲁莽的行为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有着累累战功的军阀之手。
而在这盲目而混乱的复辟之后，段祺瑞率讨逆军推翻了复辟王室，终结了这一场闹剧。
张勋在死前仍保留着不合时宜的辫子，自比"大清股肱之臣"，引得当世的仁人志士们唏嘘不已。
孙中山也认可其"恋主之情自可悯"，无不钦佩地承认虽然立场相悖，但对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扶持旧主重新登基的复辟者，多少也要敬他的忠心。
尽管后世多有人对张勋的忠义之心啧啧称道，至少孙中山和章士钊对张勋始终如一的保皇理念有所赞扬，应当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他们对临时政府中各怀鬼胎的权臣相争无限的失望和鄙夷。
张勋是真复辟，而讨逆的段祺瑞则是假共和，虽然举着维护革命果实，保卫民主共和的旗号推翻了张勋拥立的帝制，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谋私利。
在张勋失败后，段祺瑞立马撕下伪装的面具废除《临时约法》，由此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南北分治的军政时期。
张勋的复辟忤逆了民主与共和的历史趋势，一旦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国大地上宣传开来，民族意识在殖民国家的瓜分侵蚀下逐渐觉醒。
人民就会意识到帝制及其所自然伴随着的门阀势力、独裁主义特征、封建压迫和阶层流动渠道僵化等问题如同深壑一般阻碍国家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
张勋顽固复辟的认知是其幼年家庭、社会教育的产物，但对于当时处于民族危亡之际正待民主共和思想振兴的旧中国来说，张勋无疑是共和之敌，也是全民公敌。
作为一个富于争议的历史人物，张勋在清史稿上留下了旧王朝的一笔终结符，张勋的善恶成败早已并非仅仅一人的传记故事，而是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无数阴谋与理想交织的缩影。
张勋本人也是历史长河中难以找出同类的独特人物，仿佛是活在历史变革的时代夹缝中，搜刮着前朝燃烧殆尽的尘灰而试图让其重燃的遗老。
从成长发迹到独自抗争的失败结局，张勋的人生似乎看不到清王室之外更多的东西，他的保守迂腐并非单纯是顽固性格所导致的错误选项，也不是救亡图存的错误挣扎，而是历史在诸多种必然中选择了这一项可笑、可悲、可叹的偶然。
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深究历史人物的处境、思想与目标，也许可以更多地理解此人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所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