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说："玄龄随我平天下，冒百死，遇一生，唯见创业之艰。魏征随我安天下，生怕贵而奢，奢而惰，忧于亡国，体悟守业之难"。

这是通过比较，为房、魏二人的历史功绩做了盖棺。从中不难发现忠臣与良臣的内在区别。

征伐天下时，君主需要部下报以绝对的忠诚，如善于谋划的房玄龄；治理天下时，就需要良臣了，如敢于直谏的魏征。

《新唐书》里载有一个故事：贞观元年，魏征擢升尚书左丞，协理纲纪，基本进入权力核心。由于魏征是李建成旧人，有红眼病者便借机诬告他"举贤不避亲"，私自提拔亲戚做官。

太宗居然信了，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子虚乌有。

故事本该就此打住，但太宗意犹未尽，仍派人告诫魏征"远避嫌疑"的必要性，少惹麻烦。魏征心里窝着火，立刻面见太宗："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

并提出请求，自己要做良臣而不是忠臣，陛下可否答应?

李世民纳闷了：忠臣和良臣不都一样吗？魏征解释说："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

分析这段话，要厘清两点：

一，魏征绝非贪名之人，之所以这么说，纯属技巧，稍许自污，可免高调之嫌，皇帝亦容易接受。

二，重点在比较上，通过明君与暴君的比较，王朝稳定与家国并丧的比较，得出忠臣与良臣的区别。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历史意涵丰富，现实意义更为深远。